关于建立新闻、出版三资企业审批程序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2 17:37:09 浏览:8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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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新闻、出版三资企业审批程序的通知
关于建立新闻、出版三资企业审批程序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
建立新闻、出版三资（中外合资、外国独资、中外合作）企业，政策性强，应十分慎重。经国务院批准，通知如下：
新闻、出版行业（包括图书、期刊、报纸、音像的出版、印刷、复录、发行单位）禁止设立外资企业，原则上也不搞在华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如个别确有需要设立的，应事先由中方项目单位报主管部委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音像报其归口管理部门）提出意见，报新
闻出版署归口审核同意，再到有关部门办理其他手续。其中，属于对外宣传的，新闻出版署审核时征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意见。
各地区、各部门自文到之日起应对所属新闻、出版三资企业认真进行一次清理和检查，凡不符合本通知规定的，应于1992年2月底前向新闻出版署报告有关情况，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与港、澳、台建立新闻、出版合资、合作企业适用于本通知精神。
1991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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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中职工权益保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王兴华
劳动合同法实施也已经有近三年时间了，虽然有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这三年时间里劳动合同法得到了重视,其执行情况也令人鼓舞。但是，真实情况是不是真如这些报告所显示的那样？为此，笔者走访了甘肃境内的一些企业职工、人力资源管理干部及企业工会干部，从他们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存在着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归纳起来，较为普遍的现象有：
1、仍然有部分用人单位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或者不能规范的签订劳动合同。一些用人单位无视劳动合同法关于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规定，拒不签订劳动合同；一些企业在与职工的劳动合同到期后在续延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并不续签劳动合同；也有一些用人单位以录用合同代替劳动合同。有部分用人单位与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在签订合同时不能严格遵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具体表现在：第一，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订立合同必须遵循的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等原则在劳动合同订立时很难得到遵循，所签订劳动合同中没有体现出劳动者的意愿，合同的产生并没有协商一致的过程，劳动者只能被动接受；第二，在签订合同前，不能如劳动合同法所规定，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等情况；第三，用人单位基于“管理”的需要，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故意缺少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法律规定的必备条款。
2、企业规章制度及重大事项的决定程序有违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对于其内容与广大职工利益紧密相关的企业规章制度及企业重大事项的决定，为体现其民主性与科学性，劳动合同法规定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并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但是，在笔者所走访企业中，没有一家企业规章制度是经平等协商确定的，除个别企业在颁布有关操作规范、安全生产方面的制度时组织职工进行学习外，其他规章制度也缺少告知程序。许多职工表示，企业规章制度总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制定和颁布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被处罚了才知道有那么个规定，对于许多他们认为不合理、甚至违法的规章制度也只能被动的遵守，企业没有、也不可能给他们参与规章制度制定的机会的。
3、违法收取押金、保证金现象普遍存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但在实际用工中，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扣押证件、收取押金保证金现象十分普遍：有以服装押金名义收取的；有以风险保证金名义收取的；也有任何名义都不要，直接要求职工缴纳押金的。而且，当职工离职时，押金总会被以各种名目扣减。在笔者所走访的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职工入职时每人缴纳押金2000元，而所有离职职工的押金均被用人单位以各种借口百分之百的扣留，没有一人领回一分钱。
4、劳动定额缺乏科学依据，加班加点现象普遍，加班工资不能依法给付。对于劳动定额等事项的决定，完全由企业行政掌控，为降低成本，多数企业采取了增加定额的手段。某企业职工这样陈述:他们所在企业每个工作班原有职工15人，该公司操作规程中规定一个工作班不得少于13人；但现在每班人数已经降到不足7人，所有人都是超负荷工作，由于人手短缺，有病都不能休息。然而，企业行政方面还在计划进一步裁减人员。
加班加点现象在大多数企业中都存在。
对于法律所规定的加班工资，有些企业总会千方百计寻找借口不予支付，如对于延长的工作时间、安排在休息日会议、学习班以及其他要求职工参加的活动企业并不按加班计算，因而也就没有加班费了；对于像节假日的加班，如果不得不要支付加班工资时，企业往往在计算基数或者支付比例上做文章，不能全额支付。如，一些企业计算加班费时只以基本工资作为基数，而将占工资总额60%以上的各种津贴、补贴、奖金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不算在内，从而使职工获得的加班费只有应得加班费的40%左右；还有一些用人单位将应当按照300%计算的加班费却按200%、或者更低比例来计算。
5、随意、甚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许多用人单位习惯于用运所谓的“管理权”单方面处理劳动关系中应当由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问题，随意或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现象时有发生，“不能胜任工作”、“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领导”、“企业改革”等都是被经常用来解除和职工劳动关系或者对职工进行处罚的理由，甚至一些在因工伤残职工、因病在医疗期正在接受治疗的职工、哺乳期的女职工等都被随意解除劳动合同。至于以裁员为借口解除劳动合同的，就更为常见了。
6、集体合同制度形式化。集体合同制度在劳动合同制度中之所以成为一项重要制度，是因为在集体合同制度中，集体合同是由企业工会代表职工集体与企业行政通过集体谈判确定劳动条件的，这样就可以克服个人劳动合同中由于劳动者与企业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致使合同中权利义务失衡的问题，可以最大限度的维护职工的利益。但到目前为止，集体合同只是一种形式。集体合同的内容不能体现职工的意愿，不能在职工权益的确定中发挥应由的作用。
7、劳务派遣制度被滥用。劳务派遣制度作为一种低成本用工形式和低质量就业形式，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现实条件下成了一种被许多用人单位所亲睐。但基于其可能对劳动者带来的不利影响，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做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如，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等。但是，在走访中发现，一些劳务派遣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合同以一年期限为主，经两次签订合同后为防止出现无固定期限合同，用人单位选择与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也有一些用人单位自己设立劳务派遣公司，向所属单位派遣员工；还有一些用人单位在常年性的、甚至是重要岗位也使用派遣工，笔者走访到一家冶金企业，三千名职工，有两千多人是派遣工。
这类问题的存在,不仅使职工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劳动法制的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引发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1、用人单位管理人员法律意识不强。对于法律所规定的劳动者应当享有的权利，在一些企业管理者看来是可有可无的，是可以被任意剥夺的。在这些管理者来看，只要是企业经营管理上的需要，企业对职工是可以任意为之的：对于“管理”，职工只能温顺的“服从”；为了企业的利益，职工的利益必须牺牲；为了节约成本，职工的权益可以被任意侵犯。这种以管理为本、以企业为本，职工只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对象，是企业盈利的工具的观念在一些经营者、管理者中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法律也只是他们用于管理职工的一种工具，总是被他们选择性的执行，凡是涉及职工权益的法律规定，都是以纸空文。
2、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影响了职工对权利的维护。劳动关系具有隶属性的特点，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法律授予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使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成为一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因为职工利益被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中，劳动者权利的实现取决于用人单位。在权利被侵犯后，如果劳动者以法律为武器实现权力救济，使自己与经营者处于对立状态，势必会造成更大的利益损失。因此，在劳动者权利被侵犯后，多数劳动者选择忍气吞声，以防止造成连锁侵权。也有一些劳动者，没有权利意识，将自己看成了企业的附庸，把自己的合法利益看成是企业的赏赐。
3、政府职能缺失。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决定了劳动关系运行的不稳定性，更决定了劳动关系的对抗性，要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政府运用国家权力，采取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对劳动关系的运行进行干预时必不可少的。我国现行制度中，除了要求政府部门通过间接手段对劳动关系调整外，更在法律法规中规定了政府职能部门运用劳动监察、劳动争议调解仲裁、三方协商等对劳动关系运行的直接干预的机制和手段。但是，在现实中，政府职能部门除对一些可能或者已经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劳资纠纷加以干预外，对于普遍存在的企业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犯职工合法利益的行为总是采取放任的态度。不论政府职能部门由什么样的理由：人手不足、过多干预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干预影响投资环境等等，但其结果是放纵了企业的违法行为，损害了职工的利益，影响政府信誉，造成劳动关系失和，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4、工会作用难以发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组织的甜职，工会组织就是为维护劳动者利益而存在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对工会组织在劳动基准制度执行中、在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签订中和实施中、在劳动保护中、在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中的权利和义务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工会组织通过实现这些权利、履行这些义务，可以发挥其在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工会组织，尤其是企业工会组织，其职工利益代表者的代表性不能很好的体现，与企业行政之间的关系难以理顺，其成为行政职能部门的状况难以得到改变，其作用就难以得到发挥。
劳动关系问题，是社会问题的组成部分，激烈对抗的劳动关系，既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工会组织的责任。
第一．进一步加强劳动法制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强化执法力度、打击违法行为，为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筑起坚实的法律屏障。
第二．增强企业经营者和企业职工的法律观念和法制意识。对于企业经营者通过劳动法律法规学习、执法检查、违法处理等方法进行劳动法制教育，使其了解法律规定以及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积极意义；使其通过规范管理，提高企业管理的水平，将职工视为可以互惠互利共创双赢的合作者，而不时与之对抗的利益分割者。对于职工，通过加强法律宣传，使其了解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和所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帮助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
第三．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要强化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于普遍存在的诸如不签劳动合同、随意变更解除劳动合同、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克扣和拖欠工资、随意加班加点等问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严厉处罚，增加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使遵守法律逐渐成为一种习惯。
第四．提升工会组织在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中的作用。首先，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者，要有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己任的思想；其次，要转变观念，在确立双维护原则的同时，更需明白，工会组织的首要任务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利，维护了职工的利益，有利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也就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就维护了企业的利益。不能从根本上维护职工的利益，维护企业利益就无从谈起。再次，工会组织要为其贯彻实施劳动法律法规做好知识和人才的储备；最后，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者都要认真履行维权职责，将劳动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落实好，行使好，履行好。
王兴华,甘肃省总工会
对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的几点思考
魏晓军
刑事和解，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加害人)能积极主动地向被害人认罪、道歉，并愿意对被害人给予经济赔偿，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在取得被害人谅解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给予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法，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过程。其目的是弥补被害人受到的伤害，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正确运用刑事和解是检察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自身职能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级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探索和实践，但刑事和解也面临着众多疑惑，笔者结合工作实际，谈几点粗浅的认识和思考
一、审查起诉阶段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基本情况
目前的刑事和解，主要是围绕民事赔偿展开的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和解、协商和交易过程，准确地说，应该称为民事和解加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把民事和解当作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或建议公安撤案或建议法院从轻减轻处罚的一个情节，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有如下特点：
1、适用和解案件比例较少。在刑事和解案件中，最花时间和精力的就是做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沟通协调工作，很多案件往往是检察机关花费了大量的人力时间和精力，但往往得不到双方的信任，并有可能引起一方或双方的误解，认为是在包庇袒护另一方，导致和解失败，仍按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吃力不讨好，由于上述原因，检察机关承办人往往不愿意做刑事和解工作，而是选择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
2、处理和解案件的时间较长。由于被害人与加害人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及过程，有时对已商定好的赔偿数额会反悔，反反复复，使得办案时间普遍较长。
3、和解案件在处理方式上不平衡。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刑事和解尚处于探索过程中，各地适用刑事和解的模式不同，表现在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上。在经济赔偿和解中，有的检察机关不参与和解，完全由双方当事人自行解决，有的则主持和解，有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在刑事责任处置上，有的在双方达成和解后作出相对不起诉，有的建议公安撤案，有的建议法院从轻减轻处罚。
二、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面临的实践难题
1、检察机关的思想认识不统一。刑事和解与否成为同类案件同类情节在审查起诉阶段处理上不同的关键，有的检察人员认为与罪刑法定原则有冲突，我国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由此可见，是否要依法追究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应该以其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追责条件为依据，而不是以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是否达成和解为依据，“和解”并不是可以作出撤案或不起诉决定的法定充要条件。而公诉案件是国家追究犯罪的行为，是不是犯罪、怎么追究、是否追究，不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也不以被害人的原谅为前提。二是容易伤及法律的权威，因为和解以后，同样的案件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不同处理，这有违刑事法同等对待的原则，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印象，最终会影响长久的和谐，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2、检察官角色难定位。检察官们普遍对于如何摆正自己在刑事和解中的角色感到困惑。一方面，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精神的指引下，检察官有积极推动刑事和解工作的愿望；而另一方面，检察官所担负的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责又与其在刑事和解工作中的息讼做法相矛盾。鉴于检察官主持和解与其作为追诉者的身份不符，可能导致当事人产生抵触或者猜疑心理，而且检察官主持和解可能使双方的协商受到来自检察官方面的压力，不利于确保和解协议的达成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愿，比如加害人可能担心不接受被害人的漫天要价会受到检察官的不利对待；被害人则可能担心拒绝与加害人协商，会使检察官做出对其不利的处理。承办人普遍对于主持和解持慎重态度。
3、刑事和解案件的办理与审查起诉期限及办案人员紧张相矛盾。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期限一般只有一个月，而刑事和解程序一般要经过告知、和谈、签署协议、履行协议、审批、经科室及检委会讨论、作出处理决定、宣布等环节，每个环节都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从而使办案周期拉长，所花费的精力增多，这些都是检察人员不愿意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重要原因，并直接影响刑事和解的适用率。
4、和解确定的解决方式单一。从司法实践看，经济赔偿成为刑事和解的唯一解决方式。经济赔偿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能补偿被害人的物质、精神损失，但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并不全能由经济赔偿代替，经济赔偿是否到位从实质上决定着刑事和解能否达成，从而在社会上容易造成刑事和解就是“赔钱免刑”或“拿钱买刑”的印象。这种单一的“以偿代刑”方式，易使一部分有钱人凭借刑事和解逃避刑事责任，使无赔偿能力的人无法选择刑事和解程序，影响法律的公平正义。
5、缺乏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现行和解机制中没有社区代表的参与，检察机关注重的是加害人是否履行了和解协议，即是否赔付被害人经济损失，而受损社会关系的修复、加害人的矫正和回归则往往不是检察机关一家所能办到的。这无疑背离了刑事和解的另一价值追求——实现犯罪者的重返社会。
三、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程序的探索
1、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刑事和解案件，作为调停人。我国的《宪法》第１１１条第二款规定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具有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检察机关充当调停人不但案多人少、期限紧张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可能会引起双方当事人的误解，而人民调解委员会正是最佳选择，人民调解委员会充当调停人有利于公平公正和高效快捷地处理案件。
2、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在刑事和解案件办理过程中，由于条件限制，有些刑事和解的案件并不能马上达到预期的效果，有的社会关系需要慢慢恢复，有的违法行为需要慢慢矫治，有的可能需要社会帮助，在整个刑事和解的模式和程序中，检察机关不是惟一的，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刑事和解必须增强社区的参与力。恢复性司法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就是实现犯罪者的重返社会。故实施恢复性司法程序后，必须关注犯罪者的矫治和回归工作，社区、学校、单位、家庭等各方要积极参与，必须注重恢复环境的建设，不能出现一“放”了之的倾向。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正在进行尝试，在不同社区中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人员可作为代表社区利益参与刑事和解的代表人，并由其监督犯罪人按照刑事和解协议中的约定，进行社区公益活动，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监督下，美化公共环境、开展公益事业及服务社会福利机构等，或在犯罪人违反刑事和解，逃避责任的情况下，代表社区向检察院提起申请，要求裁决撤销原刑事和解协议，按普通诉讼程序进行。
3、和解内容多样化。经济赔偿应该成为通常的方式但不是必须的方式，赔偿数额参照轻伤自诉案件，明确赔偿范围，确定一个具有伸缩性的赔偿额度范围。除赔偿损失外，增加其他处置手段。笔者认为，应该从立法上增加非监禁化处置措施，如训诫、具结悔过、社会帮教、劳动赔偿、社区公益劳动等，以供刑事和解适用。对于加害人无赔偿能力的，可以适用劳动赔偿令，选择直接为被害人劳动或是参加一些有偿劳动获得的报酬全部支付给被害人的方式进行和解，这样保证给每个情节轻微的加害人同样的和解机会，保证公平公正，以防止社会上认为的刑事和解是“赔钱买刑”的错误观念的形成。
4、采用听证会的形式，保证和解程序的公开透明，防止权力的滥用。由案件主办人员主持，加害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和亲属，受害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亲属，加害人生活社区或就读学校人员、工作单位人员参与，公开听取加害人、被害人、代理人及相关部门等人员的意见，并允许关注案件的群众进行旁听和监督，然后进行协商。符合条件的，制作刑事和解协议书，在主办人员的监督下，双方签字生效，以增加刑事和解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王兴华
劳动合同法实施也已经有近三年时间了，虽然有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这三年时间里劳动合同法得到了重视,其执行情况也令人鼓舞。但是，真实情况是不是真如这些报告所显示的那样？为此，笔者走访了甘肃境内的一些企业职工、人力资源管理干部及企业工会干部，从他们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存在着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归纳起来，较为普遍的现象有：
1、仍然有部分用人单位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或者不能规范的签订劳动合同。一些用人单位无视劳动合同法关于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规定，拒不签订劳动合同；一些企业在与职工的劳动合同到期后在续延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并不续签劳动合同；也有一些用人单位以录用合同代替劳动合同。有部分用人单位与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在签订合同时不能严格遵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具体表现在：第一，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订立合同必须遵循的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等原则在劳动合同订立时很难得到遵循，所签订劳动合同中没有体现出劳动者的意愿，合同的产生并没有协商一致的过程，劳动者只能被动接受；第二，在签订合同前，不能如劳动合同法所规定，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等情况；第三，用人单位基于“管理”的需要，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故意缺少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法律规定的必备条款。
2、企业规章制度及重大事项的决定程序有违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对于其内容与广大职工利益紧密相关的企业规章制度及企业重大事项的决定，为体现其民主性与科学性，劳动合同法规定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并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但是，在笔者所走访企业中，没有一家企业规章制度是经平等协商确定的，除个别企业在颁布有关操作规范、安全生产方面的制度时组织职工进行学习外，其他规章制度也缺少告知程序。许多职工表示，企业规章制度总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制定和颁布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被处罚了才知道有那么个规定，对于许多他们认为不合理、甚至违法的规章制度也只能被动的遵守，企业没有、也不可能给他们参与规章制度制定的机会的。
3、违法收取押金、保证金现象普遍存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但在实际用工中，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扣押证件、收取押金保证金现象十分普遍：有以服装押金名义收取的；有以风险保证金名义收取的；也有任何名义都不要，直接要求职工缴纳押金的。而且，当职工离职时，押金总会被以各种名目扣减。在笔者所走访的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职工入职时每人缴纳押金2000元，而所有离职职工的押金均被用人单位以各种借口百分之百的扣留，没有一人领回一分钱。
4、劳动定额缺乏科学依据，加班加点现象普遍，加班工资不能依法给付。对于劳动定额等事项的决定，完全由企业行政掌控，为降低成本，多数企业采取了增加定额的手段。某企业职工这样陈述:他们所在企业每个工作班原有职工15人，该公司操作规程中规定一个工作班不得少于13人；但现在每班人数已经降到不足7人，所有人都是超负荷工作，由于人手短缺，有病都不能休息。然而，企业行政方面还在计划进一步裁减人员。
加班加点现象在大多数企业中都存在。
对于法律所规定的加班工资，有些企业总会千方百计寻找借口不予支付，如对于延长的工作时间、安排在休息日会议、学习班以及其他要求职工参加的活动企业并不按加班计算，因而也就没有加班费了；对于像节假日的加班，如果不得不要支付加班工资时，企业往往在计算基数或者支付比例上做文章，不能全额支付。如，一些企业计算加班费时只以基本工资作为基数，而将占工资总额60%以上的各种津贴、补贴、奖金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不算在内，从而使职工获得的加班费只有应得加班费的40%左右；还有一些用人单位将应当按照300%计算的加班费却按200%、或者更低比例来计算。
5、随意、甚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许多用人单位习惯于用运所谓的“管理权”单方面处理劳动关系中应当由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问题，随意或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现象时有发生，“不能胜任工作”、“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领导”、“企业改革”等都是被经常用来解除和职工劳动关系或者对职工进行处罚的理由，甚至一些在因工伤残职工、因病在医疗期正在接受治疗的职工、哺乳期的女职工等都被随意解除劳动合同。至于以裁员为借口解除劳动合同的，就更为常见了。
6、集体合同制度形式化。集体合同制度在劳动合同制度中之所以成为一项重要制度，是因为在集体合同制度中，集体合同是由企业工会代表职工集体与企业行政通过集体谈判确定劳动条件的，这样就可以克服个人劳动合同中由于劳动者与企业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致使合同中权利义务失衡的问题，可以最大限度的维护职工的利益。但到目前为止，集体合同只是一种形式。集体合同的内容不能体现职工的意愿，不能在职工权益的确定中发挥应由的作用。
7、劳务派遣制度被滥用。劳务派遣制度作为一种低成本用工形式和低质量就业形式，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现实条件下成了一种被许多用人单位所亲睐。但基于其可能对劳动者带来的不利影响，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做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如，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等。但是，在走访中发现，一些劳务派遣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合同以一年期限为主，经两次签订合同后为防止出现无固定期限合同，用人单位选择与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也有一些用人单位自己设立劳务派遣公司，向所属单位派遣员工；还有一些用人单位在常年性的、甚至是重要岗位也使用派遣工，笔者走访到一家冶金企业，三千名职工，有两千多人是派遣工。
这类问题的存在,不仅使职工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劳动法制的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引发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1、用人单位管理人员法律意识不强。对于法律所规定的劳动者应当享有的权利，在一些企业管理者看来是可有可无的，是可以被任意剥夺的。在这些管理者来看，只要是企业经营管理上的需要，企业对职工是可以任意为之的：对于“管理”，职工只能温顺的“服从”；为了企业的利益，职工的利益必须牺牲；为了节约成本，职工的权益可以被任意侵犯。这种以管理为本、以企业为本，职工只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对象，是企业盈利的工具的观念在一些经营者、管理者中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法律也只是他们用于管理职工的一种工具，总是被他们选择性的执行，凡是涉及职工权益的法律规定，都是以纸空文。
2、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影响了职工对权利的维护。劳动关系具有隶属性的特点，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法律授予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使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成为一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因为职工利益被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中，劳动者权利的实现取决于用人单位。在权利被侵犯后，如果劳动者以法律为武器实现权力救济，使自己与经营者处于对立状态，势必会造成更大的利益损失。因此，在劳动者权利被侵犯后，多数劳动者选择忍气吞声，以防止造成连锁侵权。也有一些劳动者，没有权利意识，将自己看成了企业的附庸，把自己的合法利益看成是企业的赏赐。
3、政府职能缺失。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决定了劳动关系运行的不稳定性，更决定了劳动关系的对抗性，要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政府运用国家权力，采取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对劳动关系的运行进行干预时必不可少的。我国现行制度中，除了要求政府部门通过间接手段对劳动关系调整外，更在法律法规中规定了政府职能部门运用劳动监察、劳动争议调解仲裁、三方协商等对劳动关系运行的直接干预的机制和手段。但是，在现实中，政府职能部门除对一些可能或者已经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劳资纠纷加以干预外，对于普遍存在的企业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犯职工合法利益的行为总是采取放任的态度。不论政府职能部门由什么样的理由：人手不足、过多干预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干预影响投资环境等等，但其结果是放纵了企业的违法行为，损害了职工的利益，影响政府信誉，造成劳动关系失和，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4、工会作用难以发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组织的甜职，工会组织就是为维护劳动者利益而存在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对工会组织在劳动基准制度执行中、在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签订中和实施中、在劳动保护中、在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中的权利和义务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工会组织通过实现这些权利、履行这些义务，可以发挥其在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工会组织，尤其是企业工会组织，其职工利益代表者的代表性不能很好的体现，与企业行政之间的关系难以理顺，其成为行政职能部门的状况难以得到改变，其作用就难以得到发挥。
劳动关系问题，是社会问题的组成部分，激烈对抗的劳动关系，既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工会组织的责任。
第一．进一步加强劳动法制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强化执法力度、打击违法行为，为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筑起坚实的法律屏障。
第二．增强企业经营者和企业职工的法律观念和法制意识。对于企业经营者通过劳动法律法规学习、执法检查、违法处理等方法进行劳动法制教育，使其了解法律规定以及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积极意义；使其通过规范管理，提高企业管理的水平，将职工视为可以互惠互利共创双赢的合作者，而不时与之对抗的利益分割者。对于职工，通过加强法律宣传，使其了解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和所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帮助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
第三．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要强化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于普遍存在的诸如不签劳动合同、随意变更解除劳动合同、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克扣和拖欠工资、随意加班加点等问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严厉处罚，增加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使遵守法律逐渐成为一种习惯。
第四．提升工会组织在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中的作用。首先，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者，要有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己任的思想；其次，要转变观念，在确立双维护原则的同时，更需明白，工会组织的首要任务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利，维护了职工的利益，有利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也就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就维护了企业的利益。不能从根本上维护职工的利益，维护企业利益就无从谈起。再次，工会组织要为其贯彻实施劳动法律法规做好知识和人才的储备；最后，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者都要认真履行维权职责，将劳动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落实好，行使好，履行好。
王兴华,甘肃省总工会
对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的几点思考
魏晓军
刑事和解，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加害人)能积极主动地向被害人认罪、道歉，并愿意对被害人给予经济赔偿，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在取得被害人谅解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给予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法，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过程。其目的是弥补被害人受到的伤害，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正确运用刑事和解是检察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自身职能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级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探索和实践，但刑事和解也面临着众多疑惑，笔者结合工作实际，谈几点粗浅的认识和思考
一、审查起诉阶段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基本情况
目前的刑事和解，主要是围绕民事赔偿展开的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和解、协商和交易过程，准确地说，应该称为民事和解加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把民事和解当作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或建议公安撤案或建议法院从轻减轻处罚的一个情节，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有如下特点：
1、适用和解案件比例较少。在刑事和解案件中，最花时间和精力的就是做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沟通协调工作，很多案件往往是检察机关花费了大量的人力时间和精力，但往往得不到双方的信任，并有可能引起一方或双方的误解，认为是在包庇袒护另一方，导致和解失败，仍按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吃力不讨好，由于上述原因，检察机关承办人往往不愿意做刑事和解工作，而是选择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
2、处理和解案件的时间较长。由于被害人与加害人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及过程，有时对已商定好的赔偿数额会反悔，反反复复，使得办案时间普遍较长。
3、和解案件在处理方式上不平衡。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刑事和解尚处于探索过程中，各地适用刑事和解的模式不同，表现在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上。在经济赔偿和解中，有的检察机关不参与和解，完全由双方当事人自行解决，有的则主持和解，有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在刑事责任处置上，有的在双方达成和解后作出相对不起诉，有的建议公安撤案，有的建议法院从轻减轻处罚。
二、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面临的实践难题
1、检察机关的思想认识不统一。刑事和解与否成为同类案件同类情节在审查起诉阶段处理上不同的关键，有的检察人员认为与罪刑法定原则有冲突，我国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由此可见，是否要依法追究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应该以其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追责条件为依据，而不是以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是否达成和解为依据，“和解”并不是可以作出撤案或不起诉决定的法定充要条件。而公诉案件是国家追究犯罪的行为，是不是犯罪、怎么追究、是否追究，不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也不以被害人的原谅为前提。二是容易伤及法律的权威，因为和解以后，同样的案件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不同处理，这有违刑事法同等对待的原则，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印象，最终会影响长久的和谐，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2、检察官角色难定位。检察官们普遍对于如何摆正自己在刑事和解中的角色感到困惑。一方面，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精神的指引下，检察官有积极推动刑事和解工作的愿望；而另一方面，检察官所担负的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责又与其在刑事和解工作中的息讼做法相矛盾。鉴于检察官主持和解与其作为追诉者的身份不符，可能导致当事人产生抵触或者猜疑心理，而且检察官主持和解可能使双方的协商受到来自检察官方面的压力，不利于确保和解协议的达成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愿，比如加害人可能担心不接受被害人的漫天要价会受到检察官的不利对待；被害人则可能担心拒绝与加害人协商，会使检察官做出对其不利的处理。承办人普遍对于主持和解持慎重态度。
3、刑事和解案件的办理与审查起诉期限及办案人员紧张相矛盾。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期限一般只有一个月，而刑事和解程序一般要经过告知、和谈、签署协议、履行协议、审批、经科室及检委会讨论、作出处理决定、宣布等环节，每个环节都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从而使办案周期拉长，所花费的精力增多，这些都是检察人员不愿意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重要原因，并直接影响刑事和解的适用率。
4、和解确定的解决方式单一。从司法实践看，经济赔偿成为刑事和解的唯一解决方式。经济赔偿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能补偿被害人的物质、精神损失，但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并不全能由经济赔偿代替，经济赔偿是否到位从实质上决定着刑事和解能否达成，从而在社会上容易造成刑事和解就是“赔钱免刑”或“拿钱买刑”的印象。这种单一的“以偿代刑”方式，易使一部分有钱人凭借刑事和解逃避刑事责任，使无赔偿能力的人无法选择刑事和解程序，影响法律的公平正义。
5、缺乏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现行和解机制中没有社区代表的参与，检察机关注重的是加害人是否履行了和解协议，即是否赔付被害人经济损失，而受损社会关系的修复、加害人的矫正和回归则往往不是检察机关一家所能办到的。这无疑背离了刑事和解的另一价值追求——实现犯罪者的重返社会。
三、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程序的探索
1、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刑事和解案件，作为调停人。我国的《宪法》第１１１条第二款规定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具有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检察机关充当调停人不但案多人少、期限紧张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可能会引起双方当事人的误解，而人民调解委员会正是最佳选择，人民调解委员会充当调停人有利于公平公正和高效快捷地处理案件。
2、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在刑事和解案件办理过程中，由于条件限制，有些刑事和解的案件并不能马上达到预期的效果，有的社会关系需要慢慢恢复，有的违法行为需要慢慢矫治，有的可能需要社会帮助，在整个刑事和解的模式和程序中，检察机关不是惟一的，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刑事和解必须增强社区的参与力。恢复性司法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就是实现犯罪者的重返社会。故实施恢复性司法程序后，必须关注犯罪者的矫治和回归工作，社区、学校、单位、家庭等各方要积极参与，必须注重恢复环境的建设，不能出现一“放”了之的倾向。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正在进行尝试，在不同社区中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人员可作为代表社区利益参与刑事和解的代表人，并由其监督犯罪人按照刑事和解协议中的约定，进行社区公益活动，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监督下，美化公共环境、开展公益事业及服务社会福利机构等，或在犯罪人违反刑事和解，逃避责任的情况下，代表社区向检察院提起申请，要求裁决撤销原刑事和解协议，按普通诉讼程序进行。
3、和解内容多样化。经济赔偿应该成为通常的方式但不是必须的方式，赔偿数额参照轻伤自诉案件，明确赔偿范围，确定一个具有伸缩性的赔偿额度范围。除赔偿损失外，增加其他处置手段。笔者认为，应该从立法上增加非监禁化处置措施，如训诫、具结悔过、社会帮教、劳动赔偿、社区公益劳动等，以供刑事和解适用。对于加害人无赔偿能力的，可以适用劳动赔偿令，选择直接为被害人劳动或是参加一些有偿劳动获得的报酬全部支付给被害人的方式进行和解，这样保证给每个情节轻微的加害人同样的和解机会，保证公平公正，以防止社会上认为的刑事和解是“赔钱买刑”的错误观念的形成。
4、采用听证会的形式，保证和解程序的公开透明，防止权力的滥用。由案件主办人员主持，加害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和亲属，受害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亲属，加害人生活社区或就读学校人员、工作单位人员参与，公开听取加害人、被害人、代理人及相关部门等人员的意见，并允许关注案件的群众进行旁听和监督，然后进行协商。符合条件的，制作刑事和解协议书，在主办人员的监督下，双方签字生效，以增加刑事和解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