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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税务系统进一步推行岗位责任制的意见

国税发[2002]18号
国家税务总局
2002-2-25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扬州税务进修学校：
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和税制改革、征管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努力造就一只“政治过硬，业务熟练、作风优良”的税务干部队伍，开创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局面，确保各项税收任务的圆满完成，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在全国税务系统进一步推行岗位责任制。具体意见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以党的十五大精神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依法治税，从严治队的治税思想，进一步推行和完善岗位责任制，把各级税务机关和基层建设成为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执法严明、服务优质、廉洁勤政、秩序优良的战斗集体。
推行岗位责任制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坚持“两手抓”的原则。各级税务机关要牢固树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坚持“一岗两责”，坚持抓好收入工作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坚持标本兼治，使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相互渗透，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确保推行岗位责任制工作的正确方向。
（二）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各级税务机关和各类税务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在税收行政和税收征收工作中以法制、公平、文明、效率为准则，做到按法律法规办事，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杜绝随意性和盲目性。
（三）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税务干部是搞好税收工作的决定力量。各级税务机关要从实际出发，加强思想教育，强化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干部队伍政治业务素质。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中，既要严格管理，从严治队，又要关心爱护干部职工，切实帮助解决他们在工作、生活中的问题，充分调动广大税务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四）坚持分级管理的原则。推行岗位责任制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一级抓一级，一级考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各级税务机关和人员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严禁越权，违规办事，养成令行禁止，政令畅通，上下协调，秩序良好的工作作风。
（五）坚持以考促管的原则。考核是促进岗位责任制落实，加强干部队伍管理的重要手段。各级税务机关要结合实际，采取科学有效的考核形式和奖惩办法，认真实施考核和奖惩。考核要考出实绩，奖惩要拉开档次，不搞平均主义。通过考核和奖惩，全面落实岗位责任制，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管理。
（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各级税务机关要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加强调查研究，积极探索推行岗位责任制的有效途径。在推行岗位责任制的过程中，要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做到简便易行，注重实效，力戒形式主义。
二、基本内容
推行岗位责任制，就是通过明确职责范围、落实岗位责任，建立良好工作秩序，提高办事效率。其基本内容是：
（一）科学设置岗位。要严格按照税务机构设置与编制方案的要求，本着精干、高效、协调的原则，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各个岗位的工作范围和主要任务，使每个岗位的工作量饱满，岗位与岗位之间的工作任务相互衔接，促进征管改革的深入，彻底解决疏于管理的问题。
（二）明确岗位职责。要按照单位、部门、岗位的工作范围，结合各个岗位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具体制定各岗位工作人员的职责，明确工作权限，做到不重不漏，职责清晰，责权分明，确保每个岗位的税务干部能够顺利履行职责。岗位职责包括共同职责和工作职责。共同职责是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廉洁勤政、税容风纪等每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履行的职责。工作职责是指完成本岗位工作任务所必须履行的职责。各级税务机关要按照上述要求制定职责范围和科学严密、简便易行、责任明确的工作程序，使各个岗位、岗位之间工作规范、运转协调。
（三）确定工作目标。要根据各岗位的工作范围和职责，从德、能、勤、绩等方面确定每个岗位的工作目标。德是指立场坚定，政治过硬；能是指业务熟练，胜任工作；勤是指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绩是指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制定的目标要具有先进性、可行性，既有利于各项税收任务的圆满完成，又利于发挥税务干部的潜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制定岗位工作目标要充分考虑本地区、本部门税收管理的实际水平，做到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各项目标要易于监控、考核、能够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税务干部地工作成效。要根据工作任务的变化，及时对工作目标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使每个岗位的工作人员在不同时期都有其工作标准和奋斗方向。
（四）实行竞争上岗。要根据各个岗位的职责和目标，分别制定不同岗位的任职条件，推行全员竞争上岗制度。对领导岗位，要大力推行竞聘上岗，通过民主推荐、考试考核、公开答辩、组织任命等程序，把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税务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对各岗位工作人员实行考试上岗，对考试合格、技能达标的人员，根据其考试成绩和业务特长安排岗位，对考试不合格、技能不达标的实行代岗培训，经培训考试合格后才能上岗。要积极推行双向选择和末位淘汰制度，逐步建立能上能下、优胜劣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激励竞争机制。
（五）严格责任追究。要建立岗位责任追究和连带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岗位责任制的行为分别作出明确、具体的处理规定。要定期检查各岗位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完成责任工作目标的情况，对不能履行职责、失职、渎职或出现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除按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还要追究主管领导的连带责任。
三、保障措施
（一）健全制度，规范管理。规章制度是规范管理、确保税务干部认真履行职责的重要措施。各级税务机关要紧紧围绕推行岗位责任制，建立健全岗位职责、政治建设、业务建设、执法执纪、征收管理、工作流程、检查监督、责任追究等规章制度。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要坚持效能的原则，不求多，但求精，确保制定的制度科学有效，使其真正成为各级税务机关和广大干部职工的行为规范，形成制度管人、制度管事的良好环境，把推行岗位责任制作为实施规范化管理的制度保障。
（二）加强监督，强化指导。各级税务机关要按照检查、反馈、追究三个环节实施监督。通过明查暗访、自查自咎、民主评议、聘请义务监督员、设立举报箱和举报电话、召开纳税业户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书等措施，对税务干部履行职责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在实施监督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要及时进行反馈，并责成存在问题的单位和个人认真查找原因，限期纠正；对存在问题严重的单位和个人要严格按照上级和本单位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不能姑息迁就。
（三）严格考核，兑现奖惩。各级税务机关要按照推行岗位责任制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制定百分制或千分制考核标准，其中包括共同职责考核标准和工作职责考核标准，并对共同职责和工作职责的具体内容分别量化确定分值。要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考核办法，坚持日常考核与定期考核相结合，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人工考核和计算机考核相结合，领导考评与群众测评相结合，实行以责定分，按分记奖。要建立健全考核奖惩机制，定期组织考核，并作为干部晋升、评先创优、立功受奖的主要依据；对不愿学习、不思进取、不负责任的要进行批评教育、警示诫免；对不胜任本职工作的要待岗培训或调离岗位；对失职、渎职的要按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并实行廉政一票否决。通过考核和奖惩，真正做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调动各级税务机关和广大干部职工落实岗位责任制的积极性。
四、工作要求
各级税务机关要把税务机构改革和推行岗位责任制紧密结合起来，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稳妥、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推行岗位责任制对加强税务机关和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各项工作地规范化，进一步调动广大税务干部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各级税务机关必须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要把推行岗位责任制作为“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由局领导人任主任、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岗位责任制考核评审委员会，确定办事机构，具体负责推行岗位责任制的计划、组织、协调、检查、考核、奖惩等工作。要坚持不懈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充分调动其主动参与的积极性，确保推行岗位责任制工作的健康发展。总局、省级税务机关要以身作则，积极推行和实施岗位责任制，为基层税务机关作出表率。
（二）深入调查，制定方案。各地要按照总局关于机构改革和推行岗位责任制工作的要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回顾今年来加强队伍建设、搞好税收管理的经验和教训，有针对性地制定符合本系统、本机关工作实际的具体实施方案，对推行岗位责任制的内容、方法、步骤、考核标准、考核周期、考核办法等作出明确规定。在推行过程中，各地可以因地制宜，继续坚持已有的成功做法，不求形式的统一，提倡“百花齐放”，但务求职责明确，考核严谨，奖惩分明，使税收管理再上新水平。要抓住机构改革、重新“三定”的有利时机，认真推行岗位责任制。各省税务系统及省局机关自身的具体实施方案，在机构改革到位后，抓紧研究制定，于年底前上报总局人事司备案。
（三）周密组织，稳步实施。推行岗位责任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精心组织，缜密规划，有组织、有步骤地组织实施。各地要结合机构改革，重新设定岗位，制定职位说明书，采取竞争上岗等办法，择优确定各岗工作人员，明确岗位职责和工作目标。在推行岗位责任制过程中，要采取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开的方法，稳步推行；要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尤其是基层税务干部地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考核，确保各个阶段工作任务的实现，使推行岗位责任制工作扎扎实实，富有成效。
（四）及时总结，不断提高。各地要及时总结推行岗位责任制的经验，注意发现、培养和树立典型，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推广，做到抓点带面，共同提高。总局将采用抽查、互查、普查等方式，加大岗位责任制的考核力度，以确保工作的顺利推行和持久发展，适时召开全国或部分省市的经验交流会、座谈会、研讨会，推动整个工作的深入开展。




中国古代家族法散论

张基奎
（苏州大学法学院 215021）

摘 要：家族法发源于前国家时期的初民社会，在进入国家社会以后，与国家法共同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家族法在表现形式、调整方式、调整范围及社会功能等方面与国家法有所差别，体现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价值：家族法是国家法的起源，尽管国家法经常以“神授”、“天意”的名义出现，但总是对家族法的模仿，至少在初始意义上是如此。
关键词：家族法 国家法 社会关系

家庭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出现的社会现象。这里的发展阶段，与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能力相关联，特别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促进了家庭结构和职能的变化。在初民社会，原始人类的联合是为了在强大的自然面前赢得生存的机会，这时的共同体是杂乱而不稳定的，没有所谓的亲属和家庭。经过漫长岁月自然选择规律和人类自身的观察思考，逐渐出现了婚姻的萌芽，进而形成血缘家庭。这样，古代社会成为“一个许多家庭的集合体”，而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集合”。[1](P.72)家族，作为古代社会的细胞出现并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主要角色。
本文写作的目的，不在于对传统家族法制度——特别是作为其一部分的宗法制度——的重述，而重点在于从家族法与国家法对比的角度阐述家族法更为悠远的历史痕迹，以及它如何在与国家法的相生相克中演化和生存。中国古代社会，不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这种社会阶段的划分是否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还有待进一步论证——都有家族法的存在，只是形式和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调控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功能出现“衰落的表象”，而突出体现出对人精神世界的指引。在中国古代社会，我们可能不太注意个人的位置——这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但家族成为基本的社会单位，人生活在家族之中，家族是人进行自我完善的第一环境。即使国家产生以后家族的社会地位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但统治者家族也是国家的基本内核，国家成为家族的放大物。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将对家族法的起源和演变进行简要的勾勒；第二部分分析家族法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的功能，特别是如何成为人们的精神规范的；第三部分叙述家族法的法律形式，特别是如何对国家法进行借鉴和补充；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对现代社会的一些启示。
一、家族法的起源和演变
梅因认为：“在人类初生时代，不可能想象会有任何种类的立法机关，甚至一个明确的立法者。法律还没有达到习惯的程度，它只是一种惯行。”[1](P.5)那么，这种“惯行”在家族中是如何体现的？因为家族首先是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保持血缘关系的健康和纯洁是家族生存的根本问题，所以，婚姻禁忌应是家族惯行中的基本内容。其次，由于对自然的无知和恐惧，人们需要通过祭祀来寻求精神的宽慰，祭祀的礼仪也逐步成为一种规范。再次，在不断重复的生产劳动中，人们开始总结经验：如何进行劳动分工才能提高效率、如何分配劳动果实才算公平，最初的正义观念和技术规则促进了家族的团结和繁荣。最后，当有家族成员违反了某项行为规则或触犯了禁忌习惯时，要给予处罚，以保护家族的整体利益。
所以，当我们不过分保守地看待法的概念的话，家族法——至少是其萌芽状态——在人类第一个家庭出现的时候起就产生了。中国古代家族法的演变可从四方面来讲。
第一、家族法的萌芽形态。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进步促进父系氏族公社的形成，它的基层组织就是以家长制为特征的血缘家庭。这种社会单位的维持和运转主要依靠氏族内的家族法。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家庭内己经包含有奴隶制的农奴制，存在着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和家长权，存在着最初的社会对立。[2]这种家族法己经和经济关系结合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家父权特征是与男女在劳动生产中地位的变化相联系的。
第二，周代的家族法制度，又称宗法制度，是直接从原始的父系氏族家长制发展起来的。周族实行大规模的宗法分封，形成了宝塔式的宗法等级关系，凭籍亲亲尊尊、尊祖敬宗、孝仰思想巩固其统治地位。这里有必要对血亲和宗亲进行简要说明。“血亲”指的是一切人，从血统上能追溯到一个单一的男性和女性祖先的；而在血亲的世系表上，我们每到达一个女性的名字时立即停止，把女性的卑亲属完全除外后所有遗留下来的人就都是“宗亲”。[1](P.85)可以看出，血亲和宗亲的区分是对家父权的进一步强化。
第三，秦汉至近代的家族法制度可分为如下阶段：秦汉时期是发展的初期形态，表现为个体家长制家庭与旧的宗族的并存，在个体家庭中繁衍发展起来的新的家族势力从逐渐形成到发展壮大；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表现为家族势力发展到能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家族的统治和组织与地方上的政治统治和组织又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但家族势力常处于和中央政权对抗割据的形势；宋以后和近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这一时期的家族法也发展到后期形态，表现为家族不再掌握有地方上政治军事权力，家族势力完全服从于皇帝的政治势力，家族法组织不构成封建国家的政治机构，但家族法统治与政治统治配合得更为紧密。
二、家族法的社会功能
家族法的社会功能随着家族在社会关系中角色变化而不断完善或丰富起来。此处讲完善或丰富不尽准确，特别在国家产生以后，以国家意志而拟制的法律——其有的内容是从家族法转化而来，或者本身就是对家族法的限制——不断剥蚀家族法的调控领域。在汉代以后，法律的儒家化起到了对家族法的打击和拉拢的双重作用。梁启超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有人申而言之，中国古代的法律也是家族本位的法律。这不甚全面。家族法远远早于国家法的产生，具有独立性的一面，甚至抵制国家法的侵蚀，在调控社会关系中发挥独特的功能。但总的趋势是，家族法不断向国家法妥协，甚至成为国家法的附庸。这在封建社会后期尤为明显。
第一，经济功能。家族共同体利用自己的群体优势，经营家族财产，并联络各自独立的家庭组织劳动生产，推广先进的生产经验。有的家族直接将涉及生产、经营方面的经验写入家族法，要求族人执行。如广东五华缪氏《家训》规定：“池塘养鱼须常供粪草，旷地须当栽梨、柿、桃、李、梅、栗诸般果木及菽麦、麻豆、薯瓜、芋菜之类，培泥铲草，随时加察。”[3](P.962)对于农业生产中的很多细小环节，家族法都有具体的规定，其中不少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起到辅助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二，治安功能。家族组织利用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家族法调整族内社会关系，维持族内社会秩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政府管理人数不足的缺陷，使国家统治渗透到社会底层。此外，家族法对于族人的言行举止各有限制性规定，族人若有过犯，首先必须经家族机构依家族法处理。这样，正如清朝巡抚陈宏谋所言，“立教不外乎明伦，临以祖宗、教其子孙，其势甚近，其情教切。以视法堂之威刑，官衙之劝戒，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实效”，[4](PP.184-185)一大部分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都在家族内部解决。
第三，教化功能。即纯化族人家人的道德，约束族人家人的思想行为，使家族组织更为正统化、官方化。在家族内部，忠孝信义等善恶品评的道德准则上升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范，特别在汉代以后，家族法直接从正面倡导儒学，不仅以儒家学说为基本准则，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也以儒学理论作为唯一正确的思想意识，要求家族成员无保留地接受。清朝嘉庆年间归安《嵇氏条规》规定：“男子生而能言，便须以礼教诲，……毋得游手好闲，习学非礼。”[3](P.983)
第四，福利功能。在家族法中规定助农工、扶老弱、恤忧患、实义仓等条文，要求族人之间在生产、生活上互相帮助。崔氏《四民月令》中劝勉宗族乡党说：“三月，是月也，冬谷或尽堪麦未熟，乃顺阳布德，赈赡贫乏，务施九族……九月，存问九族孤寡老弱不能自存者，分厚撤重以救其寒；十月……五谷既登，家储蓄积，乃顺时令，同宗有贫寡久丧不砍葬者，则纠合族人共兴举之。”[5](PP.6162)另外，公用道路的修筑、水利设施的兴建、水井的穿凿以及村落围墙的修建等，需要各户共同出力完成。
三、家族法的法律形式
前文已经提到，在国家产生以前家族法就已经存在了。这时的家族法在形式上是十分杂乱的，主要是口述约定，代代相传。（国家法在初始阶段也是口述形式的）文字发明出来以后，古代文明出现质的飞跃，为家族法的保存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条件。尽管国家法在调控领域上不断对家族法进行挤压，但其为家族法在法律形式上提供了深刻的启示。特别是国家法进入成文化以后，家族法越来越成为国家法的必要补充。在封建社会，一些名门望族制定的家族法往往由皇帝出面予以肯定，其法律效力无疑非同一般。如孔子后裔在制定家族法时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肯定，清代时又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一般家族的家法族规，为了获得官府的肯定，也往往主动送到地方官府批准后再使用。当这种家法族规制定的指导思想被御定，内容、措施被官府批准后，实际就成了封建社会的一种法律渊源。
第一，罪名设置。家族法与国家法由于调整对象与适用范围不同，在罪名的设置上各有侧重：首先，对于国家法中的罪名有取有舍。大多数家族法没有专立谋反、谋叛及六杀罪名，反而都将盗窃、赌博、奸淫等列为专条定罪量罚。其次，单独设立罪名。比如，为维护家族秩序，家族法设立一些特别罪名，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如“戒诉讼”、“禁嫖荡”、“禁凶暴”、“惩贱役”等条文。再次，在某些方面与国家法的规定相对。[3](PP.935-936)如大多数家族法舍弃国家法中“亲属相为容隐”的制度，明确规定亲属之间相互有举罪责任。这主要因为，如果搬用该制度，势必造成人人容隐、家家相庇的局面，对于家族秩序的维持不利。
第二，处罚方法。对违反家族法行为的处罚方法比较繁多。从《孔府档案》中可以发现，孔氏家族常见的处罚方法有训斥、赔礼、记过、停胙、革胙、罚谷、笞责、罚跪守香灯、鸣官、拘押、枷号示众、处死等26种。[6](PP.752-755)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对于盗葬、奸淫等破坏族内尊卑名分、伦常礼教的行为，家族法均给以严厉处罚。由于伦理血缘关系是家族共同体的组织骨架，在家族法与国家法各自的处罚体系中，家族法对之处罚所达高度远远超出国家法之罚。其次，对于一般犯罪行为，家族法的处罚程度较国家法为轻。盗窃、赌博等行为触犯国家法也触犯家族法，破坏家族内部社会秩序。但是，它毕竟不是对伦理血缘关系的直接侵害，所以家族法没有将其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此外，这些处罚方法还具有以罚祭祀为主、族内判决与鸣官治罪结合、数罚并用、类推定罪等特点。
四、结论和启示
正如西方法律体系中存在教会法、封建法、王室法、庄园法等一样[7]，家族法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国家法共同构成中华法系的完整部分。需要强调的是，家族法是国家法的起源，尽管国家法经常以“神授”、“天意”的名义出现，但总是对家族法的模仿，至少在初始意义上是如此。中国古代社会，国家和君权十分强大，甚至没有其他社会力量能够对其进行牵制——除非发生暴力革命。但革命以后，又形成新的专制国家和君权。在此历史情境下，家族法越来越被遮盖在国家法的阴影中，在阶级分析者看来，它们已经实现了“融合”。我们说，家族法与国家法有一致的地方，否则的话，同存于一个法系中才真的奇怪。但是，这种一致程度不能过分估计，所谓“家族本位”的观点也要谨慎对待。中国家族有一种先天的“等级和偏见”（此处并不是贬义）特质，某个家族夺得国家政权是不愿意和其他家族分享的。正所谓君臣有别，其他家族只能以臣子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权。社会是一个复杂的资源系统，天下在政治名义上可能是某个家族的，但不同的家族，其利益是不同的，试图实现绝对的服从往往导致国家的短命（秦朝就是这样的例子）。
当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社会照样存在利益的多元化时，如何实现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就十分必要了。革命是其中最极端的手段，但革命之后就需要制定规则——主要是国家法的制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政权的更迭对家族法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反映了家族法的固有的韧性和连续性；反过来，家族法则给予新的国家法以提示，并实现不同家族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甚至道德文化利益等——之间的重新分配。
前面提到家族的“等级和偏见”，这主要表现为家族在社会关系中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除了防范其他家族的侵入外，也防范国家权力对家族事务的过分干预。中国古代社会的“君权独大”恐怕只是理论和政治意义的，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君权要考虑“家族权”的反应。有句俗语说：“天高皇帝远”，形象地反映了君权的触角也有不能到达的地方，但并不意味着“无法无天”，这里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控的正是家族法——表现为家族的自治。家族自治在中国古代社会可能没有完全独立的表现形式，这也是许多人忽视家族法的原因。它经常把内在精神结合到乡里制度中去，也就是说在运行层面借助国家的基层行政力量。这是对大多数普通家族而言。而对一些地方豪族来说，不必依靠乡里制度的庇佑，便能发挥自治功能，甚至牵制地方行政力量。[4](PP.188-196)
家族自治的稳定性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家族的团结促进个人人格的完善——尽管也可能限制个性发展，人们面对的第一人际关系就是血缘亲情，而不再像远古社会那样是野兽般的竞争。现代社会强调个人的解放，个人需要成为第一需要，这是否是向远古社会的某种形式上的蜕变？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因为他学会了站立和使用劳动工具，更重要的是获得了理性，懂得了关心人。脱离了家族的背景或割断了家族的脐带，我们又会成为荒原上孤独的灵魂。
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家族法及其有关制度也有不好的一面，但阶级分析者们已强调得够多了，这里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 [英]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钱宗范．中国宗法制度[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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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史凤仪．中国古代的家族与身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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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基奎（1973——），男，汉族，江苏沛县人，苏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法理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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