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展“十二五”期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总体推进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11:11:06 浏览:8711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关于开展“十二五”期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总体推进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
关于开展“十二五”期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总体推进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
厅函水﹝2011﹞1号
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省（市）交通运输厅（委），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口航道管理局：
为加快“十二五”期长江黄金水道建设，决定开展《“十二五”期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总体推进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推进方案》）编制工作。《总体推进方案》将在今年江西召开的长江水运发展协调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由我部和沿江七省二市人民政府联合签署后实施。
为编制好《总体推进方案》，请根据各地区、各单位实际情况及“十二五”期水运发展规划，开展以下工作：
一、研究确定“十二五”期重点建设项目，认真填报《“十二五”期长江黄金水道建设重点项目实施计划进度表》（见附件），重点建设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已列入我部“十二五”内河水运发展规划。
（二）航道项目应在“两横一纵两网十八线”高等级航道国家规划内，港口项目应属于国家规划的内河主要港口（云南省可填报地区重要港口项目）。
（三）各省市所报项目总数原则上控制在10个以内，但长江干线航道项目可全部填报。所报项目应以航道工程（含航运枢纽、船闸）为主，港口项目原则上不超过2个。
（四）所报项目必须是“十二五”期新开工或“十一五”已开工但未完工的项目。
二、准备各省市、各单位“十二五”期内河水运发展文字材料，包括发展思路、目标、主要任务、政策与保障措施等。
三、《总体推进方案》的具体汇总、编制工作委托我部规划研究院负责。
四、材料报送要求
（一）各单位应在2011年3月10日前将书面文字材料和《“十二五”期长江黄金水道建设重点项目实施计划进度表》（含电子版）报送我部规划研究院，联系人：吴苏舒，电话：010-59629292、15011242718，电子邮箱：wuss@tpri.gov.cn，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2号楼708室，邮政编码：100028。
（二）请各单位确定一名工作联系人并将有关信息（姓名、单位、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传真、电子邮箱、通信地址及邮政编码），于2011年1月31日前传真至部水运局，联系人：郭青松，电话：010-65292653（含传真），电子邮箱：sys653@mot.gov.cn。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报送工作，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工作进度和质量。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章）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日
文档附件：
“十二五”期长江黄金水道建设重点项目实施计划进度表.doc
http://www.moc.gov.cn/zhuzhan/zhengwugonggao/jiaotongbu/shuiyungongcheng/201101/P020110117421141298683.doc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论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
陈颖超 张海勇
摘要：附随义务在我国《合同法》中应严格定义为狭义的概念。其设立的目的在于一是促进实现主给付义务；二是维护对方的人身或财产利益。违反附随义务与违反给付义务一样产生违约责任。附随义务的内容包括通知、协助、保密和基于诚信原则而产生的其他义务。经济法扩展了附随义务，使其作用更为凸现，实现了追求实质正义的理念。
关键词：附随义务 合同义务 经济法
一、附随义务的概念
附随义务,作为民法理论的新兴内容，尽管学者们对其理解各有出入，但是达成的基本共识是：附随义务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当事人之间亦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并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主要是人身和财产利益，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承担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这表明附随义务以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为前提，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其目的在于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并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其内容也并非自合同关系之始就已确定,而是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随着合同关系的进展逐步得以确立的[1]。
虽然学界对附随义务产生的前提、目的、基于的原则都无异议，但对于附随义务所涵盖的内容，调整的范围确依然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附随义务是否包括了先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附随义务理论的先河起源于1861年德国学者耶林发表了“契约上的过失，契约无效与不成立时的损害赔偿”一文，探讨了对合同订立阶段信赖关系保护的必要性，提出了缔约过失责任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与认识的深化，合同履行时的附随义务和后合同义务均出现于判例学说之中。于是，没有法定和约定的依据，合同当事人为了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和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也承担起告知、说明、照顾、保密等义务。与合同自由原则下的约定义务不同，这三类义务在诚信用原则的指引下，旨在调节合同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社会间的利益关系，以达到三方利益的平衡。所以可以说，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和后合同义务的都是基于同先合同义务一样理念那就是诚信原则而产生，三者可谓同根同宗，因此台湾学者王泽鉴把附随义务定义为“债之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 , 为使债权能够圆满实现 , 或保护债权人其他法益 , 基于诚实信用原则 , 债务人 除给付义务外 , 尚应履行其他行为义务 , 其主要的有协力义务、通知义务、照顾义务、保护义务及忠实义 务”，其意是把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与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统称为附随义务。但是三者确具有不同功能、承担不同的责任，所以不能简单的把三者义务同时归为附随义务。所以附随义务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附随义务是于合同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均可发生的，当事人依诚信原则所应负担的义务，包括了先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但我国《合同法》第四章中的第6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因此，按《合同法》整个体系来解释的话，附随义务应仅发生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为附随义务是相对于给付义务而言的，是依附于给付义务，是为了保证合同给付义务的顺利履行基于诚信原则而规定产生的，它的内容是随着合同给付义务完成的情况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而先合同义务则是从缔约磋商到合同生效前的这段时间缔约人所负有的义务，由于合同未成立，给付义务尚未产生，所以它不依附于给付义务而存在，是独立存在的，是内容也是比较确定的[2]。后合同义务是合同给付义务履行完毕后对缔约人所负有的义务，同样不依附于给付义务而存在。因此，严格意义的附随义务的概念应确定附随义务存在的范围、功能、产生的原则、内容。所以狭义的附随义务的概念应定义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为辅助实现债权人之给付利益或周全保护债权人之人身或其财产利益，债务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而履行的通知、协助、保密、保护等给付义务以外之义务”[3]。 我国《合同法》中的附随义务采用的是狭义的概念。
二、附随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区别
债之关系的核心在于给付，给付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除给付义务外，债之关系上尚有先合同义务、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及不真正义务。附随义务的真正含义需与其相近的概念中比较，方得获知。
（一） 与给付义务的区别
给付义务分为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所谓主给付义务是指债之关系上固有、必备，并用以决定债之关系类型的基本义务。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应交付其物及移转其所有权之义务，买受人应支付价金之义务，均属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是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仅具有补助主给付义务义务的功能，其存在目的，不在于决定合同的类型，而在于确保债权人的利益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的义务。
附随义务与主给付义务的区别有三：（1）、主给付义务自始确定，并决定合同类型。附随义务则是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形成的。它在任何合同关系中均可发生，不受特定合同类型的限制。（2）主给付义务构成双务合同的对待给付，一方在对方未为对待给付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附随义务原则上不属于对待给付，不能发生同时履行抗辩权。（3）不履行给付义务，债权人得解除合同。反之，不履行附随义务，债权人原则上不得解除合同，但可就其所受损害，依不完全履行的规定请求损害赔偿。当然，有些合同上的义务，究竟属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尚有争论。
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存在争论，德国通说认为，应以可否独立以诉请求履行为判断标准加以区别。可以独立以诉请求的义务为从给付义务。有人称之为独立的附随义务。不得独立以诉请求的义务而附随义务，有人称这为不独立的附随义务。如 ,甲卖车给乙 ,甲交付车辆并办理 过户手续为主给付义务 ,提交必要文件(如 行驶证、保险书等)为从给付义务 ,告之该车 的特殊危险性为附随义务。但有时判断某 义务为从给付义务或附随义务并不容易 , 如 ,出卖人对物品的使用说明是从给付义务 还是附随义务 ,货物需方受领货物是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就存在争论。一般认为 前例义务人所负义务为附随义务 ,后例为从给付义务 [4]。
（二）附随义务与先合同、后合同义务的区别
《合同法》第42、43条规定了先合同义务，第92条规定了后合同义务，第60条规定了合同履行过程的附随义务，法条的详细规定为准确区分三者，提供了条件。虽然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和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皆派生于诚实信用原则 ,抽象出合同缔结、履行、消灭三个阶段当事人始终应当照顾、保护相对方人身、财产利益 的共性 ,但是三者之间的差异仍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义务的功能不同。 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的功能主要在于保护相对人的人身财产上的利益。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除了承担这一功能 ,还具有辅 助实现债权人的给付利益的功能。第二 ,义务违反后的责任类型不同。违反先合同义务 ,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该责任已成为不同于侵权责任、也区别于违约责任的一种独立责任。违反后合同义务 , 与违反合同义务后果相同 ,当事人依据合同法原则 ,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责任[5]。《合同法》第107条的对“合同义务”违反而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亦适用于对合同履行中附随义务的违反，所以对附随义务的违反承担责任的性质应为违约责任。
（三）附随义务与不真正义务
所谓不真正合同义务是指合同相对人虽不得请求义务人履行 ,义务人违反也不会发生损害赔偿责任 ,而仅使负担此义务者遭受权利减损或丧失后果的义务 ,理论上也称 间接义务。《合同法》上为受害人规定的不 真正义务主要就是减轻损害的义务 ,简称减损义务。减损义务所指的损害是指受害人自己的损害 ,对这种义务的违反不得让义务人赔偿他人损害 ,而是使其自负损害 ,与一般法定义务违反的后果颇不相同 ,所以才称 为“不真正义务”。如《合同法》第 119 条 , 第 1 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 ,对方应当 : 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 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 ,不得就扩大的损失 要求赔偿。” 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附随义务是向对方所承担的义务，违反该义务应向对方承担责任；而不真正义务并非是向对方承担的义务，违反该义务亦不会产生向对方担责的情况，只是自我遭受不利益。
三、附随义务的种类
债之关系为一种发展性之过程。附随义务是在债之不断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的义务，唯其产生不得脱离诚实信用原则，其功能仅为辅助给付义务的实现。我国《合同法》中对附随义务内容的规定大体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1）通知义务 通知义务又称告知义务 ,指合同当事人应将对合同相对方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告知对方的义务。关于告知义务，《合同法》第158条、第191条、第228条、第230条、第 232条、第256条、第257条、第278条、第298条、第 309条第338条、第370条、第373条、第384条、第389条、第390条、第399条、第413条等分别作了规定。
（2）关于说明义务，合同当事人对合同相对方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负有向对方说明义务。《合同法》除了在总则中规定格式条款提供者对免责或限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外，还在分则第199条、第231条、第304条、第307条、第324条、第356条、第383条等中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3）关于协助义务，协助义务是指合同当事人应协助对方 履行义务 ,以使合同能顺利履行的义务。在 合同关系上 ,债务人所负的履行义务多数是 积极的给付义务 ,以满足债权人利益为目 的。而债权人要现实地享有合同利益 ,就必 须以自己的行为接受债务人的履行 ,配合债 务人完成履行行为。如果没有债权人的配 合、创造必要的条件 ,合同将无法得到履行 或不能达到履行的效果。 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诚实信用原 则要求债权人负协助义务《合同法》第259条、第260条、第275条、第277条、第289条、第309条、第331条、第335条、第357条、第358条、第359条、第385条、第386条等均作了相应的规定。
（4）关于照顾义务，债务人履行合同时 ,应 以谨慎、诚实的态度照顾合同相对方及合中的标的物 ,辅助债权人实现给付利益。《合同法》第156条、第247条、第265条、第301条、第 416条则作了规定。
（5）关于保密义务，保密义务又称为忠实义务 ,是指合同当 事人负有将通过合同关系而了解到的对方 的秘密予以保密的义务。在合同订立时 ,为 了使对方了解和信任 ,一方往往要向对方透 露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主要表现为 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合同法》法第266条、第324条、第346条、第 347条、第350条、第351条、第352条作出了规定。
（6）关于保护义务，当事人履行合同时 ,应 尽交易上的必要注意 ,保护相对方人身和财 产利益。《合同法》第333条、第282条、第303条亦有规定。
上述情形表明，我国合同法对附随义务给予了全面的认可。可以说，附随义务使社会对合同利益关系的调节更加严密、更加细腻。虽然附随义务及其法定化，对维护社会权利，追求衡平正义意义重大，但是如果认为依靠合同法对附随义务的法定化，可以完全达到现代合同关系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衡平，实现实质正义，则期望值过高。合同法的属性与社会现实两方面决定了附随义务法定化只是民法在其能力所及范围之内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的方法，因而具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其一，附随义务法定化并未改变其“附随性”。附随义务为合同法确认之后，成为合同当事人的法定义务，无疑提高了附随义务的法律地位；但是并没有从根本改变其附随性。首先，合同法对其关注程度远远不及对约定义务及与约定相关的法定义务的关注程度。例如，我国合同法共有428条，而对附随义务之规范从总则到分则不过40余条。其次，从实际的合同关系看，亦是如此。附随义务一般是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而产生的，告知、说明、照顾、保密、保护等义务内容均是根据合同之事项和现实情况确定，因此，附随义务从属于约定义务。这也说明了现代合同法中社会权利之于个人权利、社会利益之于个人利益亦具有附随性，其保障社会权利、维护社会利益的程度和范围与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个中原因是在合同法视角里，合同依然是以意思自治为主的民事关系，契约自由原则尽管受到一定限制，但是此限制与其作用的空间相比微不足道。因为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市场之手调节经济的微观基础，扼杀自由意志便会窒息市场生气。[6]
（四）经济法对合同履行中附随义务的扩展
合同法以形式正义为理念，以概括性规范为主要内容，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最大的程度上给予市场主体等待遇，协调最一般最经常的交易行为，鼓励了交易活动；经济法以实质正义为理念，给予具体市场主体以差别待遇，调整了特殊的合同关系，保障了合同法正常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因此在经济法中对具有平衡个人权利、利益与社会权利、利益，追求实质正义的功能附随义务的规定具有了不同于《合同法》的规定具有体现了[7]：
（1）首先，在经济法中，附随义务由合同法中的附随地位上升为主体地位。因为经济法调整与社会权利、社会利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的合同关系或者合同关系的特殊方面，附随义务无论在宗旨、目的抑或性质、作用上与其均具有极强的同质性。故而，将附随义务纳为主要内容，在部门经济法中屡见不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重点规定经营者的义务、消费者的权利。这些义务以内容而言，即是保护义务、说明义务、告知义务等。
（2）其次，经济法强调了合同关系中强者的附随义务。合同法奉行抽象人格之立法模式，在其视野中合同当事人的实力和地位没有差别，因而对当事人承担的附随义务之内容和机率的规范是中庸持平的。但是在经济法的视野内，合同当事人不仅有经济实力之别，亦有信息实力之别，当事人承担的义务是既难以亦不应持平的。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强了作为强者的经营者的义务与责任，以保护合同关系之弱者消费者，实现实质公平。
（3）经济法保障附随义务履行的力度加强。仅就对附随义务地位的强化、承担方的确定、以及义务内容明确化而言，经济法不过是对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某些强制性规定而已，似乎可将经济法看作合同法的特别法。但是当经济法将国家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立法机关乃至社会团体确立为保障附随义务履行的监管机关时，与合同法的区别便凸显出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章规定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采取措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法院应当采取措施，方便消费者提起诉讼，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起诉条件的消费者权益争议，必须受理，及时审理。
（4）经济法细化了附随义务的内容。合同法对附随义务内容的规定极不明确，经济法则对相应内容作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例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了消费者知悉真情权：“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价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5）经济法加重了违反附随义务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附随义务已成为民事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违反此类义务应承担民事责任。但是经济法所规定的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大大加强，它可能对违反附随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亦有可能承担罚款等行政责任。
参考文献:
[1]霍阳、王全兴：“从民法的附随义务到经济法的基本义务”，www.civillaw.com.cn
[2]蓝蓝：“对缔约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载于《南开学报》2000年第6期
[3]道文著：《试析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载于《法学》1999年第10期，第26页。
[4]王泽鉴著：《债法原理》第一册，第39-41页。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第213-214页。
[5] 王泽鉴著：《债法原理》第一册，第46页。
[6]、[7]同[1]
作者单位：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
邮编：226200
参保和欠缴社保纠纷的受理研究
张嘉琦
摘要:由于我国立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国务院以及劳动保障行政机关在对社会保险的参保和欠缴社保费引发的纠纷能否受理问题上，均缺乏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了实践中对因欠缴社保费引发的纠纷能否受理，仲裁机关与法院之间、各地法院之间甚至同一法院内部掌握尺度不一，从而引起法律适用的混乱。因用人单位拖欠缴或者拒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不应该进行劳动仲裁以及诉讼。如果因单位未缴纳某项社会保险费，而造成劳动者无法享受相关待遇，则单位应予赔偿，此时双方发生纠纷，法院应予受理。
关键词:劳动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基金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年的改革和探索，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独立于各类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制度。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建设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为：一是由于我国正处于改革阶段，一些社会保险险种尚处于探索试行中，社会保险立法相对滞后；二是由于我国客观上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在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社会保险制度还存在差异、制度衔接方面存在问题；三是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不高，影响了统筹效果的发挥；四是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监督还不够规范、有效。
关于社会保险的参保和欠缴社保费引发的纠纷能否受理及审理问题，各地法院做法不一。即使在同一法院内部，有时在具体案件处理上也存在差异。《劳动法》第9章有关社会保险和福利的规定中，只是原则地规定劳动者享有社会保险的权利，但对保护的措施和手段没有具体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同时，劳动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若干问题解释》规定，其中的“保险”是指社会保险，包括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和病假待遇、死亡丧葬抚恤等社会保险待遇。由此，对法规条文中所说因“保险”发生的纠纷是指因实际“保险待遇”发生的争议，还是因未缴纳保险费而可能影响到将来的保险待遇而发生的争议，就会产生歧义。按照前一种理解则法院对因欠缴社保费引发的纠纷不能受理，而按照后一种理解则可以受理并作出实体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范围的第3项“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的规定，只规定“劳动者退休后”追索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而没有规定劳动者退休前或解除劳动合同时劳动者提出补缴社会保险费的案件是否应当受理。“而在审判实践中劳动保险纠纷案件的95％属此类情况”。
通过对以上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国务院以及劳动保障行政机关在对社会保险的参保和欠缴社保费引发的纠纷能否受理问题上，均缺乏肯定而明晰的规定。这也是导致实践中对因欠缴社保费引发的纠纷能否受理，仲裁机关与法院之间掌握尺度不一，各地法院之间甚至同一法院内部掌握尺度不一，从而引起法律适用的混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续一）（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1999年2月1日以后，因用人单位欠交养老、工伤、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费发生的纠纷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依法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该条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该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公布已久，迄今未能正式颁行，并不能改变目前对这一问题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制度刚刚发展而很不成熟的现状，因用人单位拖欠缴或者拒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不应该进行劳动仲裁以及诉讼。首先，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任重道远。在我国法治社会远远未臻成熟的现实情况下，要准确定位法院功能，慎重界定案件受理范围。劳动争议案件有很大比重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而引发，或者因政府行为或政策变化而造成。对于这类案件的审理，司法审判显得力不从心，争议往往难以及时解决，也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和法律效果。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纪敏庭长指出，应当认识到法院并非是万能的。在切实保障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清楚司法审判的功能，准确界定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广东省高院和福州市中院认为，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下岗、整体拖欠工资；住房公积金的缴纳纠纷；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和发放发生的纠纷；以及当事人已签收劳动争议仲裁机关的调解书又反悔的四类案件法院不应受理。
其次，现代法理理论一般认为，社会保险法属于社会保障法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社会保障法以强制性作为其实施手段。在私法领域中，涉及的是私人之间的关系，以私法自治为其基本原则，私人之间发生纠纷，法院自应予以调处。但在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既包括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用人单位与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之间的关系等。凡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参加投保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必须参加保险，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也要按照规定缴纳各自的费用，当事人没有任意选择的权利。《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缴费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说明交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主体是用人单位和个人，收缴单位是社会保险金机构。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保险费，违背的是行政管理法，其法律关系是国家征缴部门与用人单位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并非劳动争议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劳动争议当事人对用人单位应交缴而欠缴保险费无直接请求权。所以，因欠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应该属于劳动仲裁和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当然，如果因单位未缴纳某项社会保险费，而造成劳动者无法享受相关待遇，则单位应予赔偿，此时双方发生纠纷，法院应予受理。对于加大和拓宽解决社会保险费覆盖面窄、欠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和渠道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尽快出台《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应由国家立法强制推行，但由于立法滞后，仅靠规章和政策支撑运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保险投保率低的问题。因此必须尽快出台《社会保险法》，加强劳动保障制度推行的强制力。二是加大对违反社会保险法规的处罚力度。按照现行劳动保障部颁发的《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的规定，对不参加社会保险或欠缴社会保险的，只能对用人单位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对用人单位而言，这点罚款根本无关痛痒。缴纳不过5000元的罚款显然比社会保险费少的多，且对同一违法行为，《办法》规定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行政处罚。因此会出现用人单位宁愿受处罚，也不愿意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费的现象。建议修改相关规定，对拒交社会保险费的单位加大处罚力度。三是加大法院非诉强制执行力度。对拒交社会保险费的单位，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缴费单位拒不执行的，人民法院应行政机关的申请，依法加大非诉强制执行力度，堵住欠缴社会保险费的源头。
在目前整个社会就业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作为劳动者往往为了保住工作，在职时不敢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赖行政执法部门定期主动对用人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才能使社会保险费的缴纳落到实效的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另外，法律、法规应对劳动监察部门不作为的行为作出相关规定，对于劳动者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单位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政执行部门理应查实后予以处理。对不予核实以及查明单位未缴纳又不责令补缴或罚款的，投诉人可以就该行政机关提起要求其作为的行政诉讼。近几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增长较快，并且新型、疑难、复杂的劳动争议案件大量涌现，一些新类型的案件没有法律规制，一些较低层次的法规、规章与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矛盾，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面临诸多的问题，实务界一些法官也有许多困惑。而劳动争议和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该问题已经成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结合点和关键。改进和加强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工作，推动劳动法制的不断完善，是当前人民法院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讨论建立什么样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是加强劳动争议处理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也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实践中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笔者就上述热点、难点问题予以阐述，提出了相关见解，旨在从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方面找出一条出路，对新型、疑难问题予以求解，缓解人民法院因劳动争议案件上升而面临的压力，统一劳动争议案件在处理上的标准。
注释：
1.如据笔者所在法院（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对欠缴社保费引发的纠纷一般均予以处理；但2006年7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在对（2006）北民初字2143号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中，认为欠缴社保费在性质上应属劳动保障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行为，而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故对温某等三人要求单位补缴欠缴社保费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
2.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认为，“企业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是在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履行劳动合同中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不属于劳动争议，不应以民事案件立案审理。”社会保险费多为整体拖欠，似乎也可以参照该讲话精神而不予受理。
3.根据笔者对本院行政庭的了解，自1999年《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实施以来，该庭尚未受理过国家征缴部门对欠费单位的非诉执行申请案件，也没有劳动者状告国家征缴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政不作为案件。没有此类案件不等于没有欠费违法的情形。上述这种情况说明，我们需要继续加大行政执法的力度，加大对社会保险法规的宣传和贯彻执行力度。
参考文献：
[1]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探讨．人民司法．2005（7）．
[2]林嘉，丁广宇，夏先鹏.和谐社会目标下劳动法的实践与发展??全国部分城市劳动争议审判实务研讨会综述．人民司法．2005（7）.
[3]贾俊玲.《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完善与发展．http://www.wuxihrm.com/News_View.asp?NewsId=766
[4]国务院第259号令.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1999年1月22日.
陈颖超 张海勇
摘要：附随义务在我国《合同法》中应严格定义为狭义的概念。其设立的目的在于一是促进实现主给付义务；二是维护对方的人身或财产利益。违反附随义务与违反给付义务一样产生违约责任。附随义务的内容包括通知、协助、保密和基于诚信原则而产生的其他义务。经济法扩展了附随义务，使其作用更为凸现，实现了追求实质正义的理念。
关键词：附随义务 合同义务 经济法
一、附随义务的概念
附随义务,作为民法理论的新兴内容，尽管学者们对其理解各有出入，但是达成的基本共识是：附随义务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当事人之间亦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并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主要是人身和财产利益，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承担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这表明附随义务以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为前提，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其目的在于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并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其内容也并非自合同关系之始就已确定,而是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随着合同关系的进展逐步得以确立的[1]。
虽然学界对附随义务产生的前提、目的、基于的原则都无异议，但对于附随义务所涵盖的内容，调整的范围确依然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附随义务是否包括了先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附随义务理论的先河起源于1861年德国学者耶林发表了“契约上的过失，契约无效与不成立时的损害赔偿”一文，探讨了对合同订立阶段信赖关系保护的必要性，提出了缔约过失责任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与认识的深化，合同履行时的附随义务和后合同义务均出现于判例学说之中。于是，没有法定和约定的依据，合同当事人为了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和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也承担起告知、说明、照顾、保密等义务。与合同自由原则下的约定义务不同，这三类义务在诚信用原则的指引下，旨在调节合同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社会间的利益关系，以达到三方利益的平衡。所以可以说，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和后合同义务的都是基于同先合同义务一样理念那就是诚信原则而产生，三者可谓同根同宗，因此台湾学者王泽鉴把附随义务定义为“债之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 , 为使债权能够圆满实现 , 或保护债权人其他法益 , 基于诚实信用原则 , 债务人 除给付义务外 , 尚应履行其他行为义务 , 其主要的有协力义务、通知义务、照顾义务、保护义务及忠实义 务”，其意是把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与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统称为附随义务。但是三者确具有不同功能、承担不同的责任，所以不能简单的把三者义务同时归为附随义务。所以附随义务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附随义务是于合同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均可发生的，当事人依诚信原则所应负担的义务，包括了先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但我国《合同法》第四章中的第6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因此，按《合同法》整个体系来解释的话，附随义务应仅发生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为附随义务是相对于给付义务而言的，是依附于给付义务，是为了保证合同给付义务的顺利履行基于诚信原则而规定产生的，它的内容是随着合同给付义务完成的情况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而先合同义务则是从缔约磋商到合同生效前的这段时间缔约人所负有的义务，由于合同未成立，给付义务尚未产生，所以它不依附于给付义务而存在，是独立存在的，是内容也是比较确定的[2]。后合同义务是合同给付义务履行完毕后对缔约人所负有的义务，同样不依附于给付义务而存在。因此，严格意义的附随义务的概念应确定附随义务存在的范围、功能、产生的原则、内容。所以狭义的附随义务的概念应定义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为辅助实现债权人之给付利益或周全保护债权人之人身或其财产利益，债务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而履行的通知、协助、保密、保护等给付义务以外之义务”[3]。 我国《合同法》中的附随义务采用的是狭义的概念。
二、附随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区别
债之关系的核心在于给付，给付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除给付义务外，债之关系上尚有先合同义务、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及不真正义务。附随义务的真正含义需与其相近的概念中比较，方得获知。
（一） 与给付义务的区别
给付义务分为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所谓主给付义务是指债之关系上固有、必备，并用以决定债之关系类型的基本义务。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应交付其物及移转其所有权之义务，买受人应支付价金之义务，均属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是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仅具有补助主给付义务义务的功能，其存在目的，不在于决定合同的类型，而在于确保债权人的利益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的义务。
附随义务与主给付义务的区别有三：（1）、主给付义务自始确定，并决定合同类型。附随义务则是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形成的。它在任何合同关系中均可发生，不受特定合同类型的限制。（2）主给付义务构成双务合同的对待给付，一方在对方未为对待给付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附随义务原则上不属于对待给付，不能发生同时履行抗辩权。（3）不履行给付义务，债权人得解除合同。反之，不履行附随义务，债权人原则上不得解除合同，但可就其所受损害，依不完全履行的规定请求损害赔偿。当然，有些合同上的义务，究竟属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尚有争论。
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存在争论，德国通说认为，应以可否独立以诉请求履行为判断标准加以区别。可以独立以诉请求的义务为从给付义务。有人称之为独立的附随义务。不得独立以诉请求的义务而附随义务，有人称这为不独立的附随义务。如 ,甲卖车给乙 ,甲交付车辆并办理 过户手续为主给付义务 ,提交必要文件(如 行驶证、保险书等)为从给付义务 ,告之该车 的特殊危险性为附随义务。但有时判断某 义务为从给付义务或附随义务并不容易 , 如 ,出卖人对物品的使用说明是从给付义务 还是附随义务 ,货物需方受领货物是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就存在争论。一般认为 前例义务人所负义务为附随义务 ,后例为从给付义务 [4]。
（二）附随义务与先合同、后合同义务的区别
《合同法》第42、43条规定了先合同义务，第92条规定了后合同义务，第60条规定了合同履行过程的附随义务，法条的详细规定为准确区分三者，提供了条件。虽然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和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皆派生于诚实信用原则 ,抽象出合同缔结、履行、消灭三个阶段当事人始终应当照顾、保护相对方人身、财产利益 的共性 ,但是三者之间的差异仍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义务的功能不同。 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的功能主要在于保护相对人的人身财产上的利益。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除了承担这一功能 ,还具有辅 助实现债权人的给付利益的功能。第二 ,义务违反后的责任类型不同。违反先合同义务 ,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该责任已成为不同于侵权责任、也区别于违约责任的一种独立责任。违反后合同义务 , 与违反合同义务后果相同 ,当事人依据合同法原则 ,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责任[5]。《合同法》第107条的对“合同义务”违反而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亦适用于对合同履行中附随义务的违反，所以对附随义务的违反承担责任的性质应为违约责任。
（三）附随义务与不真正义务
所谓不真正合同义务是指合同相对人虽不得请求义务人履行 ,义务人违反也不会发生损害赔偿责任 ,而仅使负担此义务者遭受权利减损或丧失后果的义务 ,理论上也称 间接义务。《合同法》上为受害人规定的不 真正义务主要就是减轻损害的义务 ,简称减损义务。减损义务所指的损害是指受害人自己的损害 ,对这种义务的违反不得让义务人赔偿他人损害 ,而是使其自负损害 ,与一般法定义务违反的后果颇不相同 ,所以才称 为“不真正义务”。如《合同法》第 119 条 , 第 1 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 ,对方应当 : 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 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 ,不得就扩大的损失 要求赔偿。” 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附随义务是向对方所承担的义务，违反该义务应向对方承担责任；而不真正义务并非是向对方承担的义务，违反该义务亦不会产生向对方担责的情况，只是自我遭受不利益。
三、附随义务的种类
债之关系为一种发展性之过程。附随义务是在债之不断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的义务，唯其产生不得脱离诚实信用原则，其功能仅为辅助给付义务的实现。我国《合同法》中对附随义务内容的规定大体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1）通知义务 通知义务又称告知义务 ,指合同当事人应将对合同相对方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告知对方的义务。关于告知义务，《合同法》第158条、第191条、第228条、第230条、第 232条、第256条、第257条、第278条、第298条、第 309条第338条、第370条、第373条、第384条、第389条、第390条、第399条、第413条等分别作了规定。
（2）关于说明义务，合同当事人对合同相对方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负有向对方说明义务。《合同法》除了在总则中规定格式条款提供者对免责或限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外，还在分则第199条、第231条、第304条、第307条、第324条、第356条、第383条等中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3）关于协助义务，协助义务是指合同当事人应协助对方 履行义务 ,以使合同能顺利履行的义务。在 合同关系上 ,债务人所负的履行义务多数是 积极的给付义务 ,以满足债权人利益为目 的。而债权人要现实地享有合同利益 ,就必 须以自己的行为接受债务人的履行 ,配合债 务人完成履行行为。如果没有债权人的配 合、创造必要的条件 ,合同将无法得到履行 或不能达到履行的效果。 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诚实信用原 则要求债权人负协助义务《合同法》第259条、第260条、第275条、第277条、第289条、第309条、第331条、第335条、第357条、第358条、第359条、第385条、第386条等均作了相应的规定。
（4）关于照顾义务，债务人履行合同时 ,应 以谨慎、诚实的态度照顾合同相对方及合中的标的物 ,辅助债权人实现给付利益。《合同法》第156条、第247条、第265条、第301条、第 416条则作了规定。
（5）关于保密义务，保密义务又称为忠实义务 ,是指合同当 事人负有将通过合同关系而了解到的对方 的秘密予以保密的义务。在合同订立时 ,为 了使对方了解和信任 ,一方往往要向对方透 露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主要表现为 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合同法》法第266条、第324条、第346条、第 347条、第350条、第351条、第352条作出了规定。
（6）关于保护义务，当事人履行合同时 ,应 尽交易上的必要注意 ,保护相对方人身和财 产利益。《合同法》第333条、第282条、第303条亦有规定。
上述情形表明，我国合同法对附随义务给予了全面的认可。可以说，附随义务使社会对合同利益关系的调节更加严密、更加细腻。虽然附随义务及其法定化，对维护社会权利，追求衡平正义意义重大，但是如果认为依靠合同法对附随义务的法定化，可以完全达到现代合同关系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衡平，实现实质正义，则期望值过高。合同法的属性与社会现实两方面决定了附随义务法定化只是民法在其能力所及范围之内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的方法，因而具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其一，附随义务法定化并未改变其“附随性”。附随义务为合同法确认之后，成为合同当事人的法定义务，无疑提高了附随义务的法律地位；但是并没有从根本改变其附随性。首先，合同法对其关注程度远远不及对约定义务及与约定相关的法定义务的关注程度。例如，我国合同法共有428条，而对附随义务之规范从总则到分则不过40余条。其次，从实际的合同关系看，亦是如此。附随义务一般是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而产生的，告知、说明、照顾、保密、保护等义务内容均是根据合同之事项和现实情况确定，因此，附随义务从属于约定义务。这也说明了现代合同法中社会权利之于个人权利、社会利益之于个人利益亦具有附随性，其保障社会权利、维护社会利益的程度和范围与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个中原因是在合同法视角里，合同依然是以意思自治为主的民事关系，契约自由原则尽管受到一定限制，但是此限制与其作用的空间相比微不足道。因为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市场之手调节经济的微观基础，扼杀自由意志便会窒息市场生气。[6]
（四）经济法对合同履行中附随义务的扩展
合同法以形式正义为理念，以概括性规范为主要内容，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最大的程度上给予市场主体等待遇，协调最一般最经常的交易行为，鼓励了交易活动；经济法以实质正义为理念，给予具体市场主体以差别待遇，调整了特殊的合同关系，保障了合同法正常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因此在经济法中对具有平衡个人权利、利益与社会权利、利益，追求实质正义的功能附随义务的规定具有了不同于《合同法》的规定具有体现了[7]：
（1）首先，在经济法中，附随义务由合同法中的附随地位上升为主体地位。因为经济法调整与社会权利、社会利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的合同关系或者合同关系的特殊方面，附随义务无论在宗旨、目的抑或性质、作用上与其均具有极强的同质性。故而，将附随义务纳为主要内容，在部门经济法中屡见不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重点规定经营者的义务、消费者的权利。这些义务以内容而言，即是保护义务、说明义务、告知义务等。
（2）其次，经济法强调了合同关系中强者的附随义务。合同法奉行抽象人格之立法模式，在其视野中合同当事人的实力和地位没有差别，因而对当事人承担的附随义务之内容和机率的规范是中庸持平的。但是在经济法的视野内，合同当事人不仅有经济实力之别，亦有信息实力之别，当事人承担的义务是既难以亦不应持平的。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强了作为强者的经营者的义务与责任，以保护合同关系之弱者消费者，实现实质公平。
（3）经济法保障附随义务履行的力度加强。仅就对附随义务地位的强化、承担方的确定、以及义务内容明确化而言，经济法不过是对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某些强制性规定而已，似乎可将经济法看作合同法的特别法。但是当经济法将国家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立法机关乃至社会团体确立为保障附随义务履行的监管机关时，与合同法的区别便凸显出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章规定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采取措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法院应当采取措施，方便消费者提起诉讼，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起诉条件的消费者权益争议，必须受理，及时审理。
（4）经济法细化了附随义务的内容。合同法对附随义务内容的规定极不明确，经济法则对相应内容作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例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了消费者知悉真情权：“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价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5）经济法加重了违反附随义务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附随义务已成为民事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违反此类义务应承担民事责任。但是经济法所规定的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大大加强，它可能对违反附随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亦有可能承担罚款等行政责任。
参考文献:
[1]霍阳、王全兴：“从民法的附随义务到经济法的基本义务”，www.civillaw.com.cn
[2]蓝蓝：“对缔约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载于《南开学报》2000年第6期
[3]道文著：《试析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载于《法学》1999年第10期，第26页。
[4]王泽鉴著：《债法原理》第一册，第39-41页。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第213-214页。
[5] 王泽鉴著：《债法原理》第一册，第46页。
[6]、[7]同[1]
作者单位：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
邮编：226200
参保和欠缴社保纠纷的受理研究
张嘉琦
摘要:由于我国立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国务院以及劳动保障行政机关在对社会保险的参保和欠缴社保费引发的纠纷能否受理问题上，均缺乏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了实践中对因欠缴社保费引发的纠纷能否受理，仲裁机关与法院之间、各地法院之间甚至同一法院内部掌握尺度不一，从而引起法律适用的混乱。因用人单位拖欠缴或者拒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不应该进行劳动仲裁以及诉讼。如果因单位未缴纳某项社会保险费，而造成劳动者无法享受相关待遇，则单位应予赔偿，此时双方发生纠纷，法院应予受理。
关键词:劳动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基金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年的改革和探索，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独立于各类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制度。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建设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为：一是由于我国正处于改革阶段，一些社会保险险种尚处于探索试行中，社会保险立法相对滞后；二是由于我国客观上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在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社会保险制度还存在差异、制度衔接方面存在问题；三是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不高，影响了统筹效果的发挥；四是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监督还不够规范、有效。
关于社会保险的参保和欠缴社保费引发的纠纷能否受理及审理问题，各地法院做法不一。即使在同一法院内部，有时在具体案件处理上也存在差异。《劳动法》第9章有关社会保险和福利的规定中，只是原则地规定劳动者享有社会保险的权利，但对保护的措施和手段没有具体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同时，劳动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若干问题解释》规定，其中的“保险”是指社会保险，包括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和病假待遇、死亡丧葬抚恤等社会保险待遇。由此，对法规条文中所说因“保险”发生的纠纷是指因实际“保险待遇”发生的争议，还是因未缴纳保险费而可能影响到将来的保险待遇而发生的争议，就会产生歧义。按照前一种理解则法院对因欠缴社保费引发的纠纷不能受理，而按照后一种理解则可以受理并作出实体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范围的第3项“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的规定，只规定“劳动者退休后”追索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而没有规定劳动者退休前或解除劳动合同时劳动者提出补缴社会保险费的案件是否应当受理。“而在审判实践中劳动保险纠纷案件的95％属此类情况”。
通过对以上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国务院以及劳动保障行政机关在对社会保险的参保和欠缴社保费引发的纠纷能否受理问题上，均缺乏肯定而明晰的规定。这也是导致实践中对因欠缴社保费引发的纠纷能否受理，仲裁机关与法院之间掌握尺度不一，各地法院之间甚至同一法院内部掌握尺度不一，从而引起法律适用的混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续一）（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1999年2月1日以后，因用人单位欠交养老、工伤、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费发生的纠纷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依法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该条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该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公布已久，迄今未能正式颁行，并不能改变目前对这一问题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制度刚刚发展而很不成熟的现状，因用人单位拖欠缴或者拒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不应该进行劳动仲裁以及诉讼。首先，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任重道远。在我国法治社会远远未臻成熟的现实情况下，要准确定位法院功能，慎重界定案件受理范围。劳动争议案件有很大比重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而引发，或者因政府行为或政策变化而造成。对于这类案件的审理，司法审判显得力不从心，争议往往难以及时解决，也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和法律效果。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纪敏庭长指出，应当认识到法院并非是万能的。在切实保障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清楚司法审判的功能，准确界定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广东省高院和福州市中院认为，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下岗、整体拖欠工资；住房公积金的缴纳纠纷；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和发放发生的纠纷；以及当事人已签收劳动争议仲裁机关的调解书又反悔的四类案件法院不应受理。
其次，现代法理理论一般认为，社会保险法属于社会保障法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社会保障法以强制性作为其实施手段。在私法领域中，涉及的是私人之间的关系，以私法自治为其基本原则，私人之间发生纠纷，法院自应予以调处。但在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既包括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用人单位与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之间的关系等。凡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参加投保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必须参加保险，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也要按照规定缴纳各自的费用，当事人没有任意选择的权利。《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缴费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说明交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主体是用人单位和个人，收缴单位是社会保险金机构。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保险费，违背的是行政管理法，其法律关系是国家征缴部门与用人单位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并非劳动争议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劳动争议当事人对用人单位应交缴而欠缴保险费无直接请求权。所以，因欠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应该属于劳动仲裁和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当然，如果因单位未缴纳某项社会保险费，而造成劳动者无法享受相关待遇，则单位应予赔偿，此时双方发生纠纷，法院应予受理。对于加大和拓宽解决社会保险费覆盖面窄、欠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和渠道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尽快出台《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应由国家立法强制推行，但由于立法滞后，仅靠规章和政策支撑运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保险投保率低的问题。因此必须尽快出台《社会保险法》，加强劳动保障制度推行的强制力。二是加大对违反社会保险法规的处罚力度。按照现行劳动保障部颁发的《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的规定，对不参加社会保险或欠缴社会保险的，只能对用人单位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对用人单位而言，这点罚款根本无关痛痒。缴纳不过5000元的罚款显然比社会保险费少的多，且对同一违法行为，《办法》规定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行政处罚。因此会出现用人单位宁愿受处罚，也不愿意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费的现象。建议修改相关规定，对拒交社会保险费的单位加大处罚力度。三是加大法院非诉强制执行力度。对拒交社会保险费的单位，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缴费单位拒不执行的，人民法院应行政机关的申请，依法加大非诉强制执行力度，堵住欠缴社会保险费的源头。
在目前整个社会就业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作为劳动者往往为了保住工作，在职时不敢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赖行政执法部门定期主动对用人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才能使社会保险费的缴纳落到实效的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另外，法律、法规应对劳动监察部门不作为的行为作出相关规定，对于劳动者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单位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政执行部门理应查实后予以处理。对不予核实以及查明单位未缴纳又不责令补缴或罚款的，投诉人可以就该行政机关提起要求其作为的行政诉讼。近几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增长较快，并且新型、疑难、复杂的劳动争议案件大量涌现，一些新类型的案件没有法律规制，一些较低层次的法规、规章与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矛盾，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面临诸多的问题，实务界一些法官也有许多困惑。而劳动争议和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该问题已经成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结合点和关键。改进和加强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工作，推动劳动法制的不断完善，是当前人民法院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讨论建立什么样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是加强劳动争议处理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也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实践中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笔者就上述热点、难点问题予以阐述，提出了相关见解，旨在从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方面找出一条出路，对新型、疑难问题予以求解，缓解人民法院因劳动争议案件上升而面临的压力，统一劳动争议案件在处理上的标准。
注释：
1.如据笔者所在法院（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对欠缴社保费引发的纠纷一般均予以处理；但2006年7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在对（2006）北民初字2143号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中，认为欠缴社保费在性质上应属劳动保障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行为，而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故对温某等三人要求单位补缴欠缴社保费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
2.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认为，“企业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是在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履行劳动合同中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不属于劳动争议，不应以民事案件立案审理。”社会保险费多为整体拖欠，似乎也可以参照该讲话精神而不予受理。
3.根据笔者对本院行政庭的了解，自1999年《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实施以来，该庭尚未受理过国家征缴部门对欠费单位的非诉执行申请案件，也没有劳动者状告国家征缴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政不作为案件。没有此类案件不等于没有欠费违法的情形。上述这种情况说明，我们需要继续加大行政执法的力度，加大对社会保险法规的宣传和贯彻执行力度。
参考文献：
[1]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探讨．人民司法．2005（7）．
[2]林嘉，丁广宇，夏先鹏.和谐社会目标下劳动法的实践与发展??全国部分城市劳动争议审判实务研讨会综述．人民司法．2005（7）.
[3]贾俊玲.《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完善与发展．http://www.wuxihrm.com/News_View.asp?NewsId=766
[4]国务院第259号令.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1999年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