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者介入情况下的离婚财产分割及救济途径/刘莉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17:43:12 浏览:9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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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离婚案件中“小三”问题引起社会和法律界关注，现行《婚姻法》及之后出台的三部《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对于第三者问题都有相关规定。然而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司法实践中，对于此问题的规定不明确、不全面、操作性不强、有时甚至会出现“真空地带”。本文通过对一起典型案例的分析，针对在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财产的分割、重婚罪的认定，以及合法婚姻当事人如何向第三者主张权利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分析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
关键字：重婚，分居，共同财产，救济
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对于感情、幸福层面的追求日趋迫切，引来不同程度伦理、家庭观念的变化。婚姻的稳定性随之撼动，离婚率逐年上升，第三者、“小三”现象突显。笔者从一个案例剖析第三者介入情况下离婚财产分割和司法救济途径。
一、案情介绍
赵海燕，女，40岁，与李志明于1993年结婚。二人有一个女儿，今年17岁。这些年来，丈夫随其父亲在外做生意，妻子在家照顾孩子，三口之家的小日子过得很美满。然而情况在2007年发生了改变，由于身体原因李辞去工作，出院后便闲在家里。第二年，李向赵表示要外出打工，为了家庭经济收入，赵海燕同意了。起初，李三五天给家里打个电话，几个月回家一次。然而，从2009年开始，李志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电话也不像过去那么频繁了。接下来，2010、2011连续两年，李志明都以工作忙为理由没有回家过年。同时，李也不再主动给赵海燕生活费了，除了赵海燕向他索要，李从来没有主动给过她一分钱的生活费。这样冷淡的态度开始让赵海燕觉得可疑。赵海燕开始调查李志明这几年究竟在干什么。调查的结果是她没有想到的，更是无法接受的。原来一直说在外打工的丈夫直都没有离开过本市，而是在市郊做着汽车配件的生意。这几年里李志明一直与一个叫“小丽”的女人同居生活，一年前他们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赵海燕找到了律师，其代理律师在一家妇产医院的医务科调取了李志明与小丽孩子的出生证明，上面父亲栏里写着李志明的名字。在小丽的住院资料里，家属栏里赫然写着李志明的名字。在调查李的财产情况时发现，在分居这几年里，李开的公司和买的几辆车都写在了小丽的名下。了解到这些后，赵海燕才算真正清醒过来，原来这些年她一直蒙在鼓里，她的丈夫已经早有新家了，而且还有了一对孩子。然而，更让人愤恨的是，作为无过错方的赵海燕却被李志明告上法庭，以两人分居多年感情确已破裂为由请求离婚。
二、法律剖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第三者介入引起的离婚诉讼。针对本案我们对一下几个关键问题进行分析。
（一）李志明可否认定为重婚
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结合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重婚通常包括四种情况：一是有配偶者再次结婚;二是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三是明知他人有配偶仍与之结婚;四是明知他人有配偶仍以夫妻名义与之同居。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李志明有配偶仍与小丽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周围邻居都认为他们是夫妻关系，而且通过住院病历也能够看出李志明与小丽对外是以夫妻名义相称。李志明的行为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 另外，1994 年 12 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明确指出：“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因此，结合以上法律法规的规定，李志明应该认定为重婚罪。
（二） 夫妻财产如何分割
针对夫妻财产的分割问题，我们下面通过两个方面来分析：
1、以李志明重婚罪能够认定为前提，夫妻财产的分配。
针对本案，赵海燕与李志明在一起生活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现行《婚姻法》 及有关解释进行分割，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的。在这里笔者主要说一下在李志明谎称外出打工这三年期间，夫妻处于分居状态，此时夫妻双方所得的财产的归属问题。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三年期间李志明开的配件厂的收益所得，以及房产和车是一笔不小的财产，然而这部分财产是属于李与赵夫妻共同财产呢？还是属于李志强与第三者小丽的共同财产呢？《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5条规定:“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从这两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同居期间的财产在我国是按照共同共有来处理的，也就是说李志强和小丽的同居关系归于无效后，两人在此期间的财产是可以根据共同共有平均分配的。然而对于无过错方赵海燕是否可以分得这部分财产的问题，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对此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夫妻分居期间，双方财产都属于个人财产。 而《婚姻法》还规定同居期间，同居双方的财产属于共同共有，双方平均分配。因此，无过错方不能对此财产分割。还有人认为，既然这种非法同居关系已归于无效，那么在基于无效的婚姻基础上的财产不应该属于共同所有。又因为在分居期间合法婚姻一直存续，因此分居时所得财产应该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然而笔者认为同意后一种说法，认为分居时所得财产应该属于夫妻共同共有。我国《婚姻法》将无效婚姻期间的财产同合法婚姻的财产同视为共同共有，对保护无过错方不利。所以笔者认为，应将无效婚姻期间财产规定按贡献大小或投资大小确定共有比例或直接归为个人所有。
2、以李志明重婚罪未能认定为前提，夫妻财产的分配。
现实中存在诸多的重婚事实，但是由于立案、审判环节严格的把关，历几年重婚罪的认定的案例微乎其微。那么假设李志明未被认定为重婚罪，而只是认定非法同居关系，夫妻财产则如何分配呢？《婚姻法》第12条:“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6条:“人民法院审理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案件时,涉及财产处理的,应当准许合法婚姻当事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按照现行司法解释规定，对于认定为无效的婚姻后，合法婚姻当事人才可以针对无效婚姻所涉及的财产参与分配。以本案为例，假设如果人民法院不能认定为重婚，但是可以确定为非法同居关系。按照现在的规定就不可以要求参与分配第三者与自己合法配偶的财产。现行法律并没有针对非法同居关系做出相关财产归属及分配的规定。此处的法律空白，必然导致现在司法实践的无所适从，致使合法婚姻当事人得不到必要的保护，保护途径不顺畅，必然损害其合法权益。至此，笔者认为对于非法同居关系下，这种参与诉讼的司法救济途径亟待确定。
（三）赵海燕的救济措施
在本案中，作为被告的无过错方赵海燕如何得到救济呢？根据《婚姻法》第46条、《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8条、第30条的规定，结合本案，作为无过错方的赵海燕在诉讼中可以对李志明提出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赵海燕在诉讼中作为被告，如果其在一审中不同意离婚也未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如果赵海燕在一审中没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一年内针对损害赔偿另行起诉。
在本案中，李志明在与小丽同居期间，将其所开公司和几辆车都写于小丽的名下，那么赵海燕是否可以主张李志强对小丽的赠与无效呢？对此问题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使得司法实践无法可依，理论界对此观点不一，因此经常会产生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笔者认为，赵海燕可以去申请撤销李志明对小丽的赠与。《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该条规定，依据本案事实李志明未经其配偶赵海燕的同意将夫妻共有大额财产赠与第三者小丽属于无权处分。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无权处分在权利人追认后方为有效，即在追认前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所以笔者认为，赵海燕可以对李志明赠与小丽的财产行使撤销权。
三、对我国现存法律的完善建议
通过以上对本案件的分析，我们发现现今法律还存在很多问题，在法律体系上，存在法条规定过于简明扼要，使得民刑法律规定界限模糊，容易导致人们对法条理解困难。在法律规定上，存在真空地带，使得无过错方不能得到充分的救济。由于缺乏更加具体细致的规定，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针对现存法律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明确分居期间财产的性质
关于夫妻分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属问题，在我国的婚姻立法中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在理论界也是争论不断，有些学者认为，分居期间双方未尽任何义务，经济上、财产上的联系也中断，夫妻各自所得的财产处于分离状态，夫妻双方实际上只剩下夫妻身份之外壳而没有彼此的协力与合作关系存在，所以分居期间所的财产应该属于夫妻各自所有。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实行的是夫妻财产共同制，分居期间婚姻关系一直存续，在此期间所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符合立法目的，也有利于保护家庭和睦稳定。笔者在此也同意后一观点，认为分居期间夫妻所得财产也应为共同财产。然而在我国现有法律中缺乏对此规定，是的司法实践遇到困难。所以建议因对分居财产性质问题，通过立法予以确定，以弥补此处法律空白。
（二）取消非法同居期间财产为共同共有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5条“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笔者认为应该取消本条规定，改为个人所有或按照贡献大小、投资多少比例共有。通过本条我们可以看出，被定性为无效婚姻的同居关系在财产问题上产生了与合法夫妻关系相同的法律后果，这是违背公序良俗的，由于重婚而导致的无效婚姻直接认定财产共有是不妥的。众所周知,《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的共同共有,是以夫妻特定的人身关系为基础和前提的,而重婚行为当事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形成共有财产的人身关系基础。该15条之规定是与我国以人身关系为前提确认夫妻共有财产的立法基础相矛盾的,必然导致在具体个案审判时无所适从。所以该条款应予取消或修改。
（三）确立无过错方对第三者赠与的撤销权
我国司法实践中，因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处分共同财产，对他方实施无偿赠与行为引起的财产纠纷的案件较多，其中不少是对“小三”实施的无偿赠与行为，但我国婚姻法中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只能根据共同共有，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等制度来处理。这样使得司法实践操作困难，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在此处法律规定的空白，也不利于保护合法婚姻中的无过错方，使其得不到充分的救济。笔者认为，我国应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撤销权，这样有利于打击“把二奶”现象，使得受害者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妄想不劳而获的家庭关系的第三者受到震慑。
结语：当今社会“小三”问题愈发严重，成了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的主要元凶。然而我国《婚姻法》在此处的空白，使得受害者得不到必要的救济。笔者抛砖引玉通过一起案例指出现今法律需要完善的问题，真知拙见以促进法制之完善、法治之建全。
作者：刘莉 黑龙江孟繁旭律师事务所 律师 电话：13945131397
法官思维的规则和原则
胡波
法官作为司法者，通过对个案的审判、析明并分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调节和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对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进行评价，教育和指引其他自然人、法人或社会组织依法行为、行使权利（权力）、履行义务。既将法律运用于定分止争中，又将“纸面的法律”转化为“现实的法律”。法官在立法、司法和守法的法律运行三个环节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尽可能查明案件事实、正确理解和应用法律，是法官公平处理案件的基础。筑牢这一基础，必须谙熟、灵活运用正确的、科学的、可行的法律、政治和经济思维，本文就此对法官思维的规则和原则展开论述。
一、法官思维的概念
有观点认为：法官的思维是指法官在行使国家审判权的过程中，为了公正、公平地处理案件而按照一定的逻辑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定势。① 笔者基本赞同该观点，但认为：
1、其仅揭示了法官思维的直接作用，即“公正、公平地处理案件”，没有揭示其间接作用。在我国， 人民法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关之一，法官作为国家公务
员，不可避免地负有较“三权分立”国家的法院、法官更多的政治和社会职能。我国法院和法官负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职能包括：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主要是指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执行和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社会稳定、团结；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是指保护和保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顺利进行；服务于地方建设，主要是指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为实现上述职能，人民法官处理诉讼案件和非诉纠纷时，必须做到“以大局为重，兼顾公平和效率。”
2、法官的思维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方式、原则和规则，并非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势。比如，法官思维方式方面，在社会心理普遍接受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所安排的公平程度时，司法只须被动地提供居间裁判的服务就能基本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法律秩序也在人民群众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此时，法官的思维方式之一为被动司法，能动司法可退居其次；相反，当社会心理普遍认为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所安排的公平程度不可接受时，人民群众将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寻求可以接受的公平、正义，而通过司法的救助来寻求法律秩序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无疑是温和方式的首选。此时，如果法官的思维方式仍然持被动司法，人民群众的诉求将得不到满足，将采取激烈、极端的救济放方式，如：上访、暴力的私力救济和群体性暴力等。
综上所述，在我国，法官思维的概念为：法官在行使国家审判权的过程中，为公正、公平地处理案件，并兼顾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职能的实现而按照一定的逻辑和价值判断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各种思维模式的总和。
法官的思维因法官个体因素的不同、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异，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法官这一特殊群体的思维模式。② 因此，完全适用于所有法官的思维是不存在的，本文在论述“法官思维的原则和规则”时，必然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法官”这一限定条件之中。
二、法官思维规则和原则综述
法官的思维作为一种模式，其必然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原则，否则，与检察官、律师、法学者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思维无异。正是因为思维规则和原则的不同，才使得“法官思维”从“法律思维”中分离出来，二者的区别是：
1、法官思维的结果是体现和执行国家意志，不偏不倚地给予当事人实然正义，而法律思维的结果不是国家意志，包含有超越实然正义的应然诉求，甚至以维护诉讼或非诉讼一方的利益为宗旨。比如，法学者认为“恶法非法”，而法官则必须坚持“恶法亦法，法不改废则一体遵循”；检察官行使控诉权时，对被控告人持有罪判断，而法官审理案件时对被告持无罪判断；律师代理案件时，竭力维护委托人一方
¬¬¬的利益，而法官兼顾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2、法官的思维除了遵循法律逻辑之外，还必须兼顾政治和社会利益，进而以价值位阶为基础做出价值取舍。比如，在某次交通事故中，孕妇甲之夫乙被丙所驾驶的汽车压死，经交警部门认定：丙负该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甲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丙赔偿死亡赔偿金xxx元、被抚养人（胎儿）生活费XXX元等。“被抚养人（胎儿）生活费XXX元”的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甲的委托代理人（律师）认为：虽然法律明确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但司法应当具有人文关怀，为保障胎儿的权益，人民法院不应机械、被动地适用法律。该胎儿即将出生，其母代为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予以支持；法律学者认为：代理人的观点虽然在本案中能动地解释了法律，但是已经违背了法律的具体规定和立法目的。该胎儿尚未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可能因流产死亡，也可能出生时系死体，支持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官认为：向甲释明本案利害关系和诉讼风险，说服其等待孩子出生后再到法院起诉，并告知甲诉讼时效制度的具体内容，提醒其及时起诉。
三、法官思维的内容
1、法官的政治思维
法官的政治思维是指法官在处理个案时对案件结果可能导致的政治影响自觉地进行预测、评估，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竭力减少不良的政治影响。例：某具体行政为的法律依据系某地方性法规。在行政诉讼中，合议庭查明：该依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相冲突。在判决书中可以有以下二种表述：其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N条之规定，故该依据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其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N条之规定冲突，依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N条之规定。相较而言，前一种表述没有兼顾政治影响：首先，法律并未赋予人民法院审查并宣告地方性法规效力的职权；其次，人民法院作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领导的机关，不宜否定选举机机关作出的决议。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除之外别无他顾”是司法的理想状态，但是，我国现阶段的法律体系、司法制度和司法体系，紧密联系我国的政体和国体，在达到理想主义者提倡的“真正的司法独立”之前，忽视政治利益与司法公正的兼顾、司法和政治关系的融洽，只不过是阳春白雪的法理观点而已。
2、法官的经济思维
法官的经济思维是指法官在处理个案时对案件结果可能导致的经济影响自觉地进行预测、评估，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竭力减少对物质生产的负面影响。
本文不赘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经典论述。那么，法官在经济建设方面能够有何作为？法官不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但绝不能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阻碍者或破坏者。比如，进入破产宣告程序后，法官持何种经济思维，对经济建设可起到积极或消极二种作用。组织破产清算较之促进债务人和解省力，具有正确经济思维的法官，会将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促进和解环节上，相反则将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清算环节上。
3、法官的法律思维
法官的法律思维是指法官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按照法律的逻辑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考模式。“法官的法律思维”趋同于“法律思维”，唯以法律规定的本意为考量，排除对经济、政治和伦理等法律条文之外价值的考虑。
法官的法律思维基本特征有：③
其一，法官的法律思维是法官从现象到本质以达至法律真实为最低标准的一个思考过程。进入法律视野的客观事实经常呈现纷繁杂陈、杂乱无章的现象。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法律思维作为理性的思考方式，需要对大量的现象进行分析加工，“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种飞跃本身就是思考的结果。④但是，由于法律思维的对象一般都是发生过的事实，法官只能根据符合程序要件的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以及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的信息和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只能达到程序要求的法律真实，而不可能完全再现客观真实。因此，法律思维虽然是主体从现象到本质的思考过程，但这种思考以达至法律真实为标准，即所谓的合法性优于客观性。⑤
其二、法官的法律思维以法官的法律知识和经验阅历为前提。与法官相关联的不仅是法律规范整体，还涉及到具体的事实构成。法律思维不可能凭空产生，其必然以对事物的“先见”为前提。所谓“先见”是指个人在评价事物时所必备的平台，其先前的生活阅历、知识等构成理法律思维解倾向的基础因素，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⑥法官运用法律思维，必须具备深厚的法律知识底蕴，否则思考法律问题就会没有依据和方向；同时，法官还必须具备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否则就无法认识事实构成。因此，只有具备了法律知识与“先见”这两个前提，法官的法律思维才可能发生。
其三，法官的法律思维以法律规范和客观事实为思考质料。法官法律思维的逻辑起点是进入法律视野的自然事实（案件），如时间、地点、人物、行为、动机等。法官根据法律规范的要求，区分出自然事实和法律事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建构，区分出法律事实的性质。法律思维的过程就是将法律研究和事实研究结合起来的过程，法律规范和客观事实则是这个思考过程的质料。该过程如下：自然事实→初步法律研究→法律事实及其性质→法律事实和证据研究→深入法律研究→裁判事实。
其四，法官的法律思维以法治理念为价值指引，以定分止争为目的。法官的法律思维作为法律方法，其既是实现法治的条件也是法治自身的固有要求。多数情况下，法律思维表现为一个判断过程，以得出结论并给出理由为结果，其现实意义就是定分止争，即案件的审结。定分是对争执问题是与非的判断，止争是在判断的基础上据法裁断，给出法律结论和理由。在此，法律的目的与法律思维的结果形成了契合。
四、法官思维的规则
（一）法官的政治思维规则
1、以人民为根本的服务对象。此为社会主义法院和人民法官存在的根本价值。人民法院是由各级人民代表代会选举产生的，人民法官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皆应当以人民为根本的服务对象，而不是服务于某一阶级或某些群体。为此，人民法官应当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
2、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与党保持思想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此为人民法官处理好与党委的关系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党，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中国共产党没有其他利益。法官在认为党的决策有误时，可以通过党内民主程序向党组织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对于已经生效的决策必须严格贯彻、执行。
3、保持稳定，服务大局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是党和所有国家机关工作的大局。人民法官作为社会矛盾的调节者，工作的结果只能是化解矛盾或缓和矛盾，决不可加剧、深化矛盾，尤其是事关社会稳定的群体性、普遍性的重大案件，应当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法院的裁判结果，具有直接的评价、教育和指引作用，正确的裁判结果可以引导群众服判息讼，有利于安定团结，不当的裁判结果则可能激化矛盾，引发民怨，导致缠讼、上访，甚至群体性事件。
（二）法官经济思维的规则
1、平衡经济利益
一切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可归结为：利益分配公平之争和利益得丧之争。因分配公平引起的纠纷由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安排的秩序予以解决，因利益得丧的原因引起的纠纷则需借助司法安排的法律秩序方可解决。司法活动直接影响或决定司法对象利益的得丧变更，而经济利益是各种利益的集中体现，因此，法官的经济思维运用于处理案件时，主要体现在如何平衡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上。
2、正确引导经济行为
由于立法具有滞后性，导致日新月异的经济行为不在法律调整之列的情形日益增多，比如“网络易物交易”、“集资团购商品房”等。法官在处理该类行为引起的纠纷时，应当充分考虑通过司法活动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
（四）法官法律思维的规则
1、法律思维必须以权利义务的分析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线索。⑦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厘清和处分是法官处理案件的直接结果，法官的法律思维既以此为出发点，也以此为依归。
2、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该思维规则已为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识，本文不作赘述。
3、普遍正义优先于个案正义。⑧
某一具体案件的裁判结果对于当事人双方是公平正义的，但社会心理普遍不予认同，进而与大众的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就没有兼顾普遍正义。比如，某未成年人获得一笔遗产，指定监护人因治疗重疾需支付巨额医疗费而动用该笔遗产。该未成年人的其他近亲属以此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变更监护权，并判令该监护人偿还动用的遗产。前述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但因为与社会心理相悖，不宜支持。
4、理由优先于结论⑨
“先预设结论后寻找理由”是典型的“先入为主”思维。我国的许多法官，在审理案件之前就对案件的结果“成竹在胸”（业内称为“定调”），在审理、合议之后再作修正，甚至不作修正，审理案件不过是为了充实预先结论的理由而已。显然，这种思维是违背法官法律思维规则的，所有法官应予戒绝。
企业会计准则――存货
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存货
财政部
2001-11-21
引言
1．本准则规范存货的会计核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
2．本准则不涉及：（1）因建造合同而形成的在建工程；（2）农业企业收获的农产品和采掘企业开采的矿产品；（3）牲畜等与农业活动有关的生物资产； （4）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存货的初始计量。
定义
3．本准则使用的下列术语，其定义为：（1）存货，指企业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或者为了出售仍然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或者将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料等。（2）可变现净值，指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金后的金额。（3）制造费用，指企业为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项间接费用。
确认4．存货在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才能加以确认：（1）该存货包含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2）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初始计量 5．存货应当以其成本入账。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
采购成本6．存货的采购成本一般包括采购价格、进口关税和其他税金、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直接归属于存货采购的费用。商品流通企业存货的采购成本包括采购价格、进口关税和其他税金等。
加工成本7．存货的加工成本包括直接人工以及按照一定方法分配的制造费用。
8．企业应当根据制造费用的性质，合理选择分配方法。可选用的分配方法通常有按生产工人工资、按生产工人工时、按机器工时、按耗用原材料的数量或成本、按直接成本（原材料、燃料、动力、生产工人工资及福利费之和）、按产成品产量等。
9．在同一生产过程中，如果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如联产品、主产品和副产品，并且每种产品的加工成本不能直接区分，则这些加工成本应当按照合理的方法在各种产品之间进行分配。联产品的加工成本可选用的分配方法通常有售价法、实物数量法等。在分配主产品和副产品的加工成本时，通常先确定副产品的加工成本，将其差额确定为主产品的加工成本。
其他成本10．其他成本是指除采购成本、加工成本以外的，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其他支出，如为特定客户设计产品所发生的设计费用等。
11．下列费用不应当包括在存货成本中，而应当在其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1）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2）仓储费用（不包括在生产过程中为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所必需的仓储费用）；（3）商品流通企业在采购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包装费、仓储费等费用。
其他方式取得的存货的成本12．通过非货币性交易换入的存货的成本，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的规定确定。
13．投资者投入的存货的成本，应当按照投资各方确认的价值确定。
14．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存货的成本，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的规定确定。
15．接受捐赠的存货的成本，应当分别以下情况确定：（1）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的，按凭据上标明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确定； （2）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应当参照同类或类似存货的市场价格估计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确定。
16．盘盈的存货的成本，应当按照同类或类似存货的市场价格确定。
发出存货成本的确定17．企业应当根据各类存货的实际情况，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可以采用的方法有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和后进先出法等。对于不能替代使用的存货，以及为特定项目专门购入或制造的存货，一般应当采用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
期末计量18．存货在会计期末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19．企业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应当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20．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则该材料仍然应当按成本计量；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应当将该材料按可变现净值计量。
21．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通常应当以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如果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的存货可变现净值应当以一般销售价格为计量基础。用于出售的材料等，应当以市场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22．存货跌价准备应当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在某些情况下，比如，与具有类似目的或最终用途并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且难以将其与该产品系列的其他项目区别开来进行估价的存货，可以合并计提；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也可以按存货类别计提。
23．企业每期都应当重新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则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应当减少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成本的结转24．已售存货的账面价值应当在确认其相关收入的当期确认为费用。
25．将存货减记至可变现净值而形成的减记金额，应当在减记的当期确认为费用。
26．企业应当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对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进行摊销，计入成本费用。可选用的方法有一次转销法、五五摊销法等。
27．盘亏或毁损的存货所造成的损失，应当在发生的当期计入损益。
披露28．企业应当披露下列与存货有关的信息：（1）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等类存货的当期期初和期末账面价值及总额；（2）当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和当期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3）存货取得的方式以及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4）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5）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的依据；（6）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所采用的方法；（7）用于债务担保的存货的账面价值；（8）采用后进先出法确定的发出存货的成本与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平均法确定的发出存货的成本的差异；（9）当期确认为费用的存货成本，如主营业务成本等。
衔接办法29．对于本准则施行之日以前取得的存货，除跌价准备的提取应当追溯调整外，其余不作追溯调整。
附则30．本准则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